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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于政治与艺术之间:萧军在延安

2014-12-10 08:59:21 作者:未知 来源: 网友评论 0


  然而这种欣慕底层生活的亢奋情绪并没能维持许久,亭子间式的小资产阶级格调又重新附体上身,他形容自己的处境如在一个固定的游泳池里游泳着,感到了水底陈旧,地方狭小和无味,心情就象生活在破落、凄凉的小旅馆中,不是“家”,也不是工作的“罺”,只是在等待着旅行车。他还附和丁玲抱怨延安的窑洞又小又冷,俨然在坐土牢,双双唤醒了在上海生活的记忆,在那里湿湿的下雨天好象都弥散着浪漫情调。此时的萧军要顽强坚守住艺术写作的洁癖的念头占了上风,即使还不断声明须去最复杂、变动最快,斗争最尖锐、明暗度最显著的地方去,却也如下海取珠,以不为海水淹死为好。
  在对敌斗争的严峻环境里,尽管“革命中是没有文学的,种地和打仗才是第一等重要。”同时萧军又不忘引用鲁迅的话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到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可他又担心,这番话如果脱口说出,一定要被奉命写作的“流行的革命家”骂的狗血喷头。因此,对从事政治的人,虽然在理性上承认他们是对的,却觉得这群人身上具有功利性、诡辩性、狡猾性和军人的杀伐性和无情性这些时代病症,在感情上总不能和他们融洽相处,只能保持距离。作为来自亭子间文人中的一员,萧军感觉表面似乎受到“尊敬”,却已经看出一些党人背后露出“蔑视”的牙齿,对他的态度似乎是在使用“匠人”。他不愿意象一个“士”,或象某个党派的“属员”被豢养起来,不想领导别人也不想被别人领导,总想着建立自己的精神王国,求得精神上的平等。延安的氛围看起来似乎很自由,但心情受到无形压抑后常感烦躁难耐。于是萧军决定,即使完全为了人或为了阶级之类,如果违背个人意志,也很难放弃“为自己”的那一点东西。
  有一次萧军一起和劳模们开会,他感觉和淳厚的人民生活在一起,虽然身体接触无隔阂,甚至是愉快,但精神却是寂寞的,对认真为革命工作的人,在佩服和敬重之余,又觉得他们的仪表没有风度,言词象铅字一样不深刻、平板、无味,于是断定自己除了简单机械的生活外还有一个精神王国的存在。他自嘲说这就是我“不伟大”的地方罢,但我是甘心这种“不伟大”了。他有时深责自己在革命大潮下想法过于浪漫不切实际,却又憎恨平庸无趣,自称用艺术的眼睛来看一切,时常自我幻化为爱美爱辉煌的天才。
  那么,文人应该如何看待政治家出于革命斗争策略的需要,对敌人使用诡诈欺骗之计呢?萧军和毛泽东聊天时曾触碰到这个敏感话题,毛泽东举例说陈独秀在历史上有功绩,但出于政治的考量就不能提他有功这一方面,只能提及他错误的一面。正如周作人称赞日本的樱花好,日本文化什么都好,无论实际情况如何,都不能说好,因为他们是侵略者。樱花的美是“艺术象征”,同时也是“政治象征”,用政治的标尺一刀裁割下去,周作人终是脱不掉汉奸的罪名,尽管按亭子间文人的欣赏标准,周作人无疑拥有常人难及的高雅文化品味。
  萧军从毛泽东的言论中懂得了政治上之所以不能讲真话的诡道理由。政治的评断不过是为了建立一种影响打倒另一种影响的手段,与真实无关,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欺骗敌人的手段”,令人沮丧的是,这种手段的使用必须以牺牲艺术的个性为代价。萧军真诚希望中国共产党在丰富对敌斗争手段的同时,也向美的艺术方向进步发展,最好能做到平衡兼顾。在读了简又文的《太平天国杂记》后,他发表观感,断定当时的中共还浓厚地守着农民革命运动的自发性、保守性和自足性,仍维系着一套粗糙的经验主义思维,从另一面也可看出党正在引向一种科学、合理和美的方向,只不过需要通过不断斗争才能将历史杂质从自身转化中清洗出去。
  针对中国落后的国民,对于市侩的机会主义、农民自得自发性的保守主义,乡愿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懦怯的主义,有饭大家吃、“持众”“随龙”的尾巴主义,陈腐缺乏朝气的混混主义,萧军认识到此刻提倡“新英雄主义”仍是必要的。他打个比喻说,艺术家是一只“双脚规”,它站在“过去”与“未来”两个据点上,“现在”是在它们的胯下,因此被人们看的空虚、高远、辽阔。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两脚距离的度数越大,它们也越被轻视,越被看成无用。将永远不如一个事务家那般受到尊敬,这是一个艺术家必须承担的历史宿命。
  这一天在延水河边,凝视着象征革命的塔影倒映在水中,萧军总结出了自己性格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政治服务的热情所鼓动,不独忘了自己,也忘了艺术是什么,标志性的作品是小说《八月的乡村》,他自评这部小说太激情洋溢,在艺术性上大感不足。第二阶段更深沉地描写生活和社会现象,为抗战、文化亲自服务,为党内服务,这是半忘我,半记起艺术的时代。第三阶段将以智慧的方式生活。在这个阶段,艺术上将从革命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达希腊式的古典主义,极力完成美的创造。在这个阶段,个体凸显出来,集体主义的时代要结束了,从此不再迷恋附庸于政治上的浅薄服务意识,以免堕落成艺术上的庸人,一时的政治有可能毁灭艺术的个性,这正是马列主义、鲁迅精神光辉精英的一面。萧军也预料到以远离政治的程度评估自身进步的方向所要承担的后果,因为愚民也许会用石头砸死先知,或者把他送上愚昧的十字架。
  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思想改造自我反省的压力陡增,萧军追求纯艺术写作的愿望却反而越发强烈,他不断表示仍然真心想当一个疏散的作家,乐意做花果山上的猴头儿,却不愿到天上做弼马温,或者戴着“金箍”陪着那和尚去西天取经,以成正果。他经常看到,为了响应一种政治号召,有些作家知识分子们渐渐失去一个为人的原则,忏悔自己的过错已经到了可怜可耻不可信乃至谄媚的地步。在萧军的视线里,“主随奴高”对上谄对下骄的风气正弥漫在革命队伍中,急需加以克服,否则中国革命难以健康地前进。
  “黑点论”的由来与争议
  用政治的刀子去随便解剖文艺作品的倾向是萧军所厌恶的。他怀疑,人物的阶级成分是否可以在作品中任意套用某类公式加以主观图解。亭子间艺术家在边区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在主流光明环境里是否允许书写暴露缺点的作品,如果允许那么又应采取什么样的写法,再如桃色的东西该不该写?等等。萧军批评了两种极端做法,一种做法是只想围绕着政治和军事目的转悠,忙于党内地位的获得,忘了艺术自有的真谛,如鲁迅所言满口“战略-战略”,弄些狐狸似的小狡黠,充当文艺小政客;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政治一律冷淡憎恶,只知自我完成,采取不合作的个人艺术至上主义的态度。他认为,作为艺术家,在思想和行动上是可以和政治目标相协调的,但在艺术创作上不可能保持永久一致,也不该机械地保持一致。
  1941年7月,周扬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最末一段的主题大意是说作家在延安不能创作不能怨环境,应该怨自己不接触生活,无法理解环境和把握环境是作家的无能。萧军批评这提法是对党外作家的一种侮辱,是一种阴毒挑战,是推脱责任的表现,立即发表读后感予以反驳。文中暗讽在延安不想吃肉的人恐怕只有包括象周扬同志一般拥有自己的小厨房,有时某机关请客经常有些外肉吃等等一类人。当时延安的作家共分五等,特等如茅盾,独拥小厨房、双窑洞和男女勤务员,开销不限,特等以下的津贴由十二元逐级往下递减。周扬大概属于特等的级别。除讽刺党内作家拥有特权外,这篇读后感主要集中讨论了“太阳中的黑点”如何处置的问题。
  萧军的看法是,新社会中的人追求光明,创造光明,对“黑点”不会感受不到,却不会因有黑点而对光明起了动摇,从此不忍耐地工作。但如果说人一定得承认“黑点”合理化,不加憎恶,不加指责,甚至容忍和歌颂,这是没有道理之事,除非他本人是一个在光明里特别爱好黑点和追求黑点的人,这种人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光明追求者和创造者。针对周扬在“写什么”的问题上所提出的如下看法:“作家在这里写不出东西,生活和心情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而是和“写什么”的问题有很大关系。萧军反驳说,只听说过作家为了“怎样写”或是“写得怎样”感到苦闷,很少听说有为“写什么”而哀叹的人。照他看来,作家写不出东西还是从“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即从那些妨碍一个战士不能尽情作战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原因中即如何消灭“黑点”上寻找解决办法。
  边区能否为大后方来的艺术家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在某些党员作家中也有争议,丁玲就曾向毛泽东发过牢骚说在延安不能创作。毛泽东只承认丁玲说对了一半,并反问丁玲:如此说社会主义下面就不能有作家么?比方苏联。丁玲的回答是:苏联也还是大家正在研究着啊!那意思是苏联作家尚不能作为延安作家的学习样板。
  萧军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却总是努力想说服对方。萧军曾在《日记》里说,自己和毛泽东之间虽然表面上很接近,但每人都担心妨害彼此的尊严,他感觉毛比自己更加注意讲话分寸。在一封毛泽东写给萧军的信中,这种微妙的关系得到了验证。针对萧军“自尊”的态度,毛泽东小心翼翼地加以提醒,大意是说有些看法想对他直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随后才开始委婉地提出批评:“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细品毛泽东话中之味,大致与周扬如何对待“黑点”的观点如出一辙,涉及的仍是艺术家怎样进行思想改造的话题,只不过表达得相当委婉含蓄。以致于读完此信萧军也承认自己身上一直存在着“居心正大容易,处世从容太难”的毛病。
  毛泽东提醒萧军注意自身弱点的话与周扬对“黑点论”的批评并无太大差异,只不过表述的方式不同。在毛泽东看来,一个人再纯洁,不经过锻炼还是不可靠,社会条件决定一切。这个想法让萧军很不适应,若是换了别人,在毛泽东的耐心规劝下,难免会生出邀功竞宠的感恩谄媚之心,痛下决心好好反省自己,可萧军偏偏觉得这样做好象下意识地成了帮闲文人,反而渐渐冷却了这份可笑的虚荣心。
  其实早在《讲话》发表前的1939年,毛泽东就曾从“有用”的角度把萧军这帮来自大后方的作家当作了改造对象。觉得“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这个过程显然是单向进行的,有点象在熔炉里锻造淬炼不合格的材料,不存在也不允许构成平等的双向对话关系,特别是经过后来的整风运动,这套“熔炉论”日渐成熟,逐渐演变成一种对亭子间艺术家的硬性要求。不久以后,在《五四运动》和《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更是明确地指出,是否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在《整顿党的作风》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强制规定了世界上只有两门知识: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的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的知识,除此绝无其它。具体可表述成:世界上只有实用的科学和实用的政治学两门学问。满脑子书本知识的艺术家要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唯一的办法就是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这样一来,那些充满想象的文学史学等人文知识,特别是那些貌似玄谈的感觉式学问,由于无法证明“有用”,难以符合从客观世界抽取出来又能在实际需要中得到证明的政治标准,自然会被摒弃一边,失去了地位。这在充满艺术想象的亭子间文人们看来,极容易堕入传统的“经验主义”。
  更为关键的是,毛泽东强调“学习工农兵”并在他们中间才能得到提高的命题,彻底颠覆了“五四”以来都市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启蒙传统,这批知识人大多受到西学的薰陶,希图完成把旧中国特别是旧乡村从落后萧索的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光荣使命。然而在边区的火热政治斗争氛围里,这个现代化的“启蒙”命题完全被颠倒了过来,满腿泥巴一脚牛屎的农民思想是否应该“提高”似乎完全不是问题,“民众”已经扮演了未来生活指导者的角色,他们的言行洁净无比,几乎没有瑕疵。原来被拯救被教化的“人民大众”一变而为广大城市知识分子的“救世主”。毛泽东就曾间接地批评鲁迅的“农民观”,说他被“时代的身体限制了,所以他只能写出中国农民在太平时代的一面。”言外之意是鲁迅由于缺乏底层生活经验,难以反映出革命时代动员起来的民众运动的新面貌,因为“农民的缺点有时会变成反对物”。至此,所谓“黑点论”的问题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面前自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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