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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习仲勋叔叔——刘米拉

2014-05-13 08:48:11 作者:未知 来源: 网友评论 0

习仲勋叔叔是和我大伯刘志丹一起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家之一。习叔叔比我大伯小10岁,他参加革命很早,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今年是习叔叔诞辰一百周年,我写下一些文字,以为纪念。
    刘志丹第一次见到习叔叔,就紧紧握着他的手
    1932年春天,习叔叔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刘志丹奉陕西省委的指示,带队伍到礼泉、干县—带,准备接应。
    兵变失败后,党组织派习叔叔到照金地区工作。他在照金南面的杨柳坪。
    刘志丹第一次见到习叔叔,就紧紧握着他的手。看到他因为两次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就鼓励他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井冈山那样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刘志丹为建立根据地,几年走遍陕甘边区,下决心要搞一块红色根据地。但是,由于省委“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这个愿望很难实现。他走到哪里,就把建立根据地的道理说到哪里。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期望能说服他见到的每一个人。他的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习叔叔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坚守在照金的习叔叔等领导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

1932年春(过旧历年期间),由于反帝同盟军内部个别人搞分裂活动,发生了三甲原事件,收缴了二支队的枪,关押了刘志丹,打死打伤二支队的多名干部,我父亲刘景范和马锡五伯伯等所有二支队干部被迫离开了部队。

刘景范、马锡五由西安回到保安县,保安县地方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剩下少数党团员也停止了活动,不敢露面。他们只好个人干了。

我父亲刘景范牢记我大伯刘志丹的嘱咐,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要学会军事。他回到家乡,秘密开展斗争,又重新组织游击队。他一边在家务农,一边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从四个人两支枪,发展到四十多人。

1932年秋,杜衡命令刘志丹、谢子长率游击队离开照金,并要求队伍和枪支全部带走。

习叔叔到照金北面的金刚庙向刘志丹汇报工作。当时习叔叔只有19岁,刘志丹嘱咐他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队伍走了,你们会遇上很大困难,但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并说:“现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大部分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不了解实际,基层干部又大都不识字。你是中学生.又会种庄稼,了解农民,这是你的长处。”刘志丹让他多作社会凋查,学会团结各阶层的人士,听取不同意见。

刘志丹离开照金根据地时,把他的特务队(警卫队)留给习叔叔,要他和留在照金的同志一起继续扩大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除了保卫根据地,还可以给红军补充兵员。

刘志丹对习叔叔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

刘志丹坚持要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他常对那些不理解的干部解释:“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

按照刘志丹的指示去工作,确实有效。习叔叔和同志们对根据定周围的民团作了分析,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对一时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首先尊重他们,向他们讲道理。当这些人知道共产党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后来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

习仲勋叔叔回忆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

坚守在照金的习叔叔和张秀山等领导按照刘志丹的嘱咐.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在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的基础上,建立了工农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雇农周冬至为主席,习叔叔任副主席,并任党团书记,他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连,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了。至此.照金根据地才初见规模。

12月,刘景范带游击小组到豹子川与陕甘边区特委书记惠子俊接上头,向他汇报了保安的工作情况,惠子俊让刘景范把动员好的人马集合起来,与特委派出的保安游击队(十几个人)合编,成立保安县游击大队。

在南梁堡附近的高台子村,刘景范和刘月贞两人到南梁堡马大爷家见了习仲勋同志(习叔叔当时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向习汇报保安游击队的产生和活动情况。习叔叔高兴地说:“游击队就要在当地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才有发展前途。”在马大爷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习叔叔同他们一起到梨园堡,给他们补充了一部分枪支和弹药。

1932年12月24日,在宜君县转角镇,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26军只有一个红二团,杜衡自己任26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原陕甘游击队的领导,杜衡一个也不留,让战士选举。排以上的干部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根本不让参加会议。最终选举当时任班长的王世泰叔叔任二团团长。经王世泰等同志的一再坚持,只留下刘志丹一人,协助王世泰工作。

习叔叔当选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向他授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大印”

1933年3月,陕西省委派金里科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建立陕甘边特委。习叔叔担任特委委员。

1933年,杜衡不顾刘志丹、汪峰、王世泰等同志的反对,拒不执行省委领导的意见,执意要26军南下,到陕南去。

1933年6月,26军南下终南山。没有接应部队。国民党全力围剿红军。杜衡自己根本没有过渭河,回到西安市,后被捕叛变。

26军红二团1933年6月1日渡过渭河,到了陕南根本没有革命武装前来接应,只有国民党部队的层层包围。红二团在刘志丹、王世泰、汪峰的率领下,边战边走冲破层层包围。全体将士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100余人壮烈牺牲。刘志丹决定分散撤退。

红二团南下后,照金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有耀县游击队、渭北游击队及王泰吉领导起义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为了组建统一的军事领导机构,1933年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召开了陈家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舞山、杨森、高岗、张秀山、李妙斋、张邦英、习仲勋、黄子祥、陈国栋等。张秀山、秦舞山、习仲勋轮流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三支红军武装统一起来,成立了红军临时指挥部。

1933年农历八月十五,刘志丹、王世泰等化妆脱险,辗转回到了照金根据地。刘志丹历尽千难万险回到了照金,大难之后又重逢,战友、同志个个激动。经过这场折磨,刘志丹更瘦了,可是没有一点灰心丧气的样子,精神更抖擞。他拉着习叔叔的手问:“你的伤好了吗?这次我们又上了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

刘志丹担任了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习叔叔向他汇报了陈家坡会议。刘志丹兴奋地说:“这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清算了错误路线,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队伍集合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前途是光明的!”

由于薛家寨失守后,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南梁地区。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做出三项重要决议:决定将陕甘红军临时指挥部改编为红26军42师;成立三路游击队;根据刘志丹提议决定建立南梁根据地。

1934年4月上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陕甘地区第四次“围剿”。他们集中了十七路军杨子恒师的仇良明团,陕西警备旅的张延芝团和八十六师高玉亭营,庆阳谭世林民团,靖边张六民团,保安曹俊章、任道远的民团,共两三千人,进攻南梁根据地。5月初到保安县的金鼎山一带围剿红军。无恶不作。他们杀害了王兆基、王永庆、刘月贞等地下党员。到楼子沟刘志丹的老家焚烧窑洞、粮食,挖刘家祖坟,把尸骨撒落在野地。我的爷爷奶奶和子女孙子,老少十几口人,扶老携幼逃离家园。在深山中躲藏了几个月。

当时我大伯刘志丹率部队反“围剿”。我父亲刘景范带领游击第二大队随红三团南下,参加反围剿战斗。只有家乡的老乡偷偷出来帮助这一家人。

我父亲率部经甘泉县到鄜县道同,消灭了道同民团后带游击队返回保安。

战斗结束,已是深秋,刘景范安排人寻找在外逃难三、四个月的老父亲及一行家眷。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叔叔派人接他们到寨子湾苏维埃所在地。安排他们先住在四合台,后又搬到高桩湾,生活由革命委员会管。这一家老小才有了安身之处。

1934年10月间。边区军委决定以保安支队为主和安塞、庆阳支队各一部分编为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原二团南下失败,一直未恢复),刘景范任团长,政委胡彦英,团参谋王生荣,下辖三个连,共200余人。

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召开陕甘边苏维埃代表大会。11月7日3000群众参加大会。习仲勋叔叔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向习仲勋授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大印”。进行了阅兵式,参加检阅的有红二十六军和各县游击队、赤卫军共3000余人,刘志丹在阅兵式上讲了话。


按照刘志丹的部署,习仲勋领着群众打游击,和敌人兜圈子

1935年2月上旬,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砭举行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统一了两地区党、政、军的领导,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被推选担任西北工委委员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惠子俊担任西北工委主席。习叔叔当选为西北工委委员。刘景范接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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