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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陈伯达

2014-05-11 09:39:30 作者:未知 来源: 网友评论 0

陈伯达的学问是三流的,政治是二流的,文笔是一流的。延安时期,他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作用被海外学者高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思想路线斗争中的作为被低估了。
    朱鸿召
    《毛主义的崛起——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7-1945)》

    [美] 雷蒙德·F.怀利著    杨悦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6月第一版  315页,58.00元
    1939年3月,陈伯达在延安被调任毛泽东秘书。1970年8月,陈伯达在庐山被毛泽东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打倒。三十余年政治秘书生涯中,陈伯达的学问是三流的,政治是二流的,文笔是一流的。延安时期,他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中的作用被海外学者高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思想路线斗争中的作为被低估了。
    坐了两年冷板凳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陈伯达经请示北方局同意,挈妇将雏,从天津出发,取道青岛、西安,大约1937年10月底来到延安。
    据他晚年回忆,“我到延安时,已经是来得很晚了,文化人来得多了,开欢迎会的形式已没有了。另外,当时有些干部对我们这些白区做地下工作的人似乎有些偏见,所以我们并不受重视”(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61页)。此前,丁玲奔赴陕北,周扬、艾思奇、李初梨、何干之等文化人受命调赴延安,都受到热烈欢迎。陈伯达曾留学苏联,与何凯丰、陈昌浩等同班,与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王稼祥等同校,颇有革命资历,初到延安,感觉没有被重视。经组织部门安排,陈伯达先是在陕北公学担任教员,校长为成仿吾。不久,调任中央党校教员,校长为康生。作为教员,陈伯达感觉为难,也很委屈。因为他讲话带有浓重的闽南腔,学生很难听懂。所以,他站在课堂上授课,实际上近乎写课,需要不停地板书,才能让学生明白自己的意思。几个月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将他调到中宣部工作,担任出版科科长。1938年5月,延安马列学院成立。这是当时延安最高学府,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张闻天兼任院长,任命王学文、陈伯达为副院长。为人谦和,处事公正的张闻天曾经在公众场合介绍陈伯达:这是从北平来的陈伯达同志,他是北平“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
    但是,陈伯达并没有引起延安的关注,因为延安革命队伍里很少有人知道“新启蒙运动”,毛泽东似乎也没有关注这个叫陈伯达的文化人。寂寞冷落中,陈伯达利用中宣部出版科分管新闻出版业务之便,用心著述,频繁发表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11月至1939年8月的将近两年时间里,陈伯达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二十八篇,整理出版专著两本。这些文章中,很多都是长篇学术论文,虽然有此前学术积累,但是哪怕整理文稿,形成篇章,誊抄一遍,也是需要坐得住冷板凳的。文字背后的勤奋与多才,在延安知识分子中是不多见的。
    这些文章著述大体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先秦诸子中如《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等,用清晰、狭隘、偏激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给古人在唯物与唯心的阵营里排队,漫画式定位定格,六经注我,强词夺理,把学术与历史直接拖进现实斗争。其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如《纪念马克思与孙中山》《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若干辩证》等,把思想理论与社会阶级对号入座,从马克思到孙中山,纵横捭阖,下笔千言,滔滔不绝,说的几乎全部是正确的废话。唯一值得关注的是,陈伯达推演并明确提出,“我国过去这一切优秀思想的发展,要到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家——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里才能集合其大成,而成为完整的和贯彻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中国无产阶级科学家的出现,是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发展到一定的自觉程度,才是可能的。”[陈伯达:《纪念马克思与孙中山》,《解放》周刊(延安),66期,1939年3月]这里所谓的“中国无产阶级科学家”,实际上是指“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三是关于现实政治斗争的时论,尤其是政治论辩,如《一二九运动三周年纪念》《评陈独秀的亡国论》《随感录》等,找点准,下手辣,撕咬扯拽,嬉笑怒骂,或逻辑穿越,或上纲上线,纵向刨根挖底,横向联想对比,形成一种强悍的话语霸权。他把陈独秀定性为“托洛斯基派在中国的著名首领”,“从陈独秀的老实话看来,陈独秀是抗战亡国论者;从陈独秀的‘哲学’看来,他否认民族内在的力量,而指望外力,正是有利于日寇的进攻的;从陈独秀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观点看来,他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支配之歌功颂德者(在今日就是对于日寇的歌功颂德),从陈独秀上述的整个观点看来,从陈独秀对于中国前途的观点看来,他是反三民主义的;所以,在事实上,陈独秀不但是共产主义事业的背叛者,而且是民族的背叛者,而且是中国文化的背叛者;他在现在一切的言论和行动,完全是于日寇有利的,完全是为日寇服役,并且,是假借反共的名义去在实际上反对国民党的。这样,陈独秀还不是全民族的公敌?还不是国共两党的公敌?”[陈伯达:《评陈独秀的亡国论》,《解放》周刊(延安),60、61期合刊,1939年1月]这种抓住一点,无限放大,扣帽子,打棍子,杀出刀口子,再往里面撒盐揉沙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骨子里没有是非标准,缺失作为一位学者所应有的定见与定力。其文章品格,与公共知识分子很遥远,与御用文人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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