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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延安审判许世友案因其“组织拖枪逃跑”

2015-01-14 10:40:13 作者:未知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来源: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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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翻阅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意外地发现一份判决书,是1937年在延安审判许世友等人“拖枪逃跑案”所作。判决并不长,一共千余字。其中的“事实”部分如下:
    许世友,系前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现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一队学习,因对目前斗争张国焘错误路线问题,认为中央是对红四方面军采取各个击破,对目前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认为是另有密约的投降敌人,听说西路军失败,认为自己就没有出路,这次请假回家未获允许,由于以上这些错误观点出发,逐渐发展形成到政治上的动摇,遂与同学第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政治委员王建安、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前九十一师师长朱德崇、前九十三师政治委员詹道奎,组织拖枪逃跑出去打游击,分头活动军政大学中四方面军送来学习的各级干部,结果组织了卅余人,约定在四月四日晚间,各人带各人的枪,到军政大学第五队毛(茅)厕侧面集合,由许世友带二个人,在最后掩护出城逃跑,如有人追捕,即实行抵抗,许世友且主张大闹天宫并主张在山上打几枪说土匪来了,乘城内混乱的时候闯出城门,出城后在二十里堡集合,用抗日的名义,向群众派粮捐款,到陕南去打游击,此项阴谋,该犯等已着手实行,因被西北保卫局破获而未遂,经中央司法部国家检察长侦查起诉。
    许世友是赫赫有名的将军,曾立下无数战功。当年他为何要率部“逃跑”?此事还需从批判张国焘说起。
    批判张国焘及案件由来
    1936年6月,中央红军与张国焘统帅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最初的欢欣过后,双方却发生了一些隔阂与摩擦。其时,中央红军仅剩1万余人,四方面军兵力则有六七倍之多。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张口要权;两军官兵也龃龉不断,一方面军指责四方面军“逃跑主义”、“军习气”,四方面军指责一方面军“丧失斗志”、“纪律废弛”。
    不久,“南下”还是“北上”的战略分歧,引爆了双方的矛盾。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可能因察觉张国焘的野心,深夜率中央红军北上。张国焘随即另立“临时中央”,公开否定中共中央的合法性。后经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从中斡旋,张国焘才勉强北上,重新与中央会合,但双方难免心存芥蒂。
    1937年3月中旬,主要由原四方面军战士组成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到延安,红军上下沉痛不已,激愤的情绪引发了对张国焘这位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的大规模批判。3月27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进行全面批判,并通过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历数其“领导错误”、“右倾机会主义”、“忽视党的领导”、“军阀主义”等罪状。
    考虑到四方面军官兵的感受,《决定》特意指出,“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但在实际的批判活动中,锋芒还是无可避免地指向了四方面军的很多干部,尤其是许世友等高级干部(他们当时都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据说,在批判张国焘时,有人把四方面军的干部说成是“张国焘的人”、“张国焘的应声虫”。(詹杨:《战将的足迹--詹才芳将军的故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2页)据洪学智回忆,抗大在批判时提出三条,一条说红四方面军是土匪,二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军阀,三条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张国焘收买的。四方面军的人想不通,许世友气得吐血,副军长刘世模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重伤住进医院。(《洪学智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129页)许世友本人在50年代的一份学习总结中叙述了当时心境:
    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短,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有的说我反抗中央……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的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加上下面又谣传要枪决周纯全、何畏、张国焘,我也是张国焘军级干部之一,也不能没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里枪决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战带了这些彩,没有功还有罪吗?(郝景泉编著:《党史风云实录》,红旗出版社1996年版,第391-392页)
    这种含冤受屈而无路可走的郁闷,不仅许世友,其他的四方面军干部也有。据说,许世友病了以后,四方面军的各级干部去探望他,没有一个不哭的。忧愤交加之余,许世友决心豁出去,“我们回四川去。四川那里找刘子才去,还有1000多人的队伍,他们巴不得我们去呢!在这里,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去四川打游击去嘛!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他说干就干。到第三天时,已有30多名干部愿意走,其中有后来被判刑的刘世模、洪学智、朱德崇、詹道奎、王建安等人。据许世友称,一切计划都是由他作的,路线也是由他划的,他身上还带有写给毛主席的信。他们准备在4月4日晚10时出发。
    不过,这个计划并未实现。原第四军副军长王建安改变了主意,并将此事报告给了抗日军政大学党总支委员谢富治。谢马上将此事报告给校党总支部书记邓富连,邓则立刻找到校政治处主任莫文骅。据莫回忆:
    我让邓富连留下继续了解情况,观察动静,自己立即去找刘亚楼、傅钟等领导人。跑了几处,都没有找到,于是,我只好去找校长林彪。估计他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住在凤凰山下窑洞里,离学校不远,过一条街便是,我即到那里找到了林彪,向他报告了此事。他让我先回学校,不动声色,注意了解新情况,待他向毛主席报告后,再作处理。我急忙回到学校,好在时间还来得及,只要消息没走漏,不至于立即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我先向学校保卫科及身边同志通报了情况,以便有思想准备,以防万一。不久,林彪回来了。他马上召集刘亚楼、傅钟、邓富连、谢富治和我,还有保卫科的同志开会,传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立即将策划事变的主要成员逮捕。(莫文骅:《许世友在延安受审真相》,《炎黄春秋》1993年第7期)
    这一事件当时被定性为“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件。中央最初怀疑此事的幕后操纵者是张国焘,但在董必武、李克农等人与被捕的四方面军干部一一谈话之后,否定了这种可能性。现存中央档案馆的一份审问记录上有这样一段对话:
    “听说你们对张国焘也是不满的,可为什么批张国焘,你们就想离开?”

关键词:延安 投稿邮箱:46400184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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