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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爱笛: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

2013-06-03 10:07:29 作者:未知 来源: 网友评论 0


    七年养育之恩,此生难报
    我在李贵章家里整整吃了七年饭,从当队长的1970年开始到1976年我讨了婆姨才基本结束。
    我们去插队时李贵章已经四十好几了,宽宽的肩膀,挺直的身板,接近一米八的个头,典型的西北汉子。他平日里话不多,时间长了村里人告诉我,别看李贵章不爱言传,青化砭战役参加支前担架队,冒着枪林弹雨一口气从火线上抢救下七个重伤员。仗打完,部队一个团长看到老李表现好想留他,不想老李扭头就走,说兵是不当,下回再叫支前还来。
    他婆姨村里人都叫催要妈的,就是他大儿子叫催要。李贵章的大女儿叫吊吊,因为盼子心切生了女儿后希望吊出个儿子来。结果第二个又生了个女儿,取名叫转转,要转换一下生儿子了。第三个果然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催要,催着还得再来一个。果然第四个又是个儿,取名叫挨要,就是挨着还要,不过后面就没要着。
     李贵章家的窑洞离我们知青的窑洞最近。我当了队长后工作忙经常在知青灶吃不上饭,就跑到催要妈的那里去讨点吃的,久而久之就成了他们家的一个固定成员了。刚开始时村里生活挺困难,主食以高粱,陕北人叫桃粟为主,因为含有氢氰酸,我一吃多就烧胃,冒酸水。催要妈的就尽量把家里很少的玉米面做成发面饼子给我吃,他们一家都吃高粱面。如果有一点白面做成馍,催要妈的一定尽量留给我多吃几顿。记得有一次吃晚饭时,一家人刚要吃饭,挨要放学跑进门,一看放馍的篮子里有一个白面馍,刚伸手去拿,催要妈的就把他的手打回去了:“你丁哥的。”那孩子当年也就七八岁,正在长身体能吃的时候,失望的眼神至今我都历历在目,一想起来就心酸。他家里养着一群鸡,下的蛋我真不知吃了多少,可以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每当我累了身体不好时,催要妈的晚上一定从窑掌里搬出一个大葫芦,从里面拿出一块乌黑的红糖,跟石头一样硬,要用斧头才能捣碎,红糖水泼鸡蛋,那时吃得比蜜还甜。
    催要妈的身体不算好,左侧脖子上长着一个甲状腺瘤,这是陕北山区老百姓常见病。1975年我专门请来了当时远近闻名的知青名医孙立哲,为她动手术把瘤子拿掉。说来在山区动手术还真够危险的,正动着呢孙立哲在窑洞里面大叫:“老丁,老太太晕过去了。”我一听就急了:“怎么办?”“要氧气,快想办法。” 孙立哲喊着。我立刻召集了二十来个婆姨,每人手拿一个笸箕,分两组轮流往窑洞里扇风,连续扇了两个小时,还真顶了大事,手术成功,术后也没有感染。
    有时我经常感叹人的生命力有多么顽强。催要妈的平时用陕北话讲不太爱言传,但她坐在那里你会感觉到一双明亮的眼睛很慈祥的在看着你,那种感觉不是用一般的语言可以形容出来的。就是那年我参加陕西省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临走前我才想起浑身上下没一件像样的衣服,正不知所措时催要妈的叫我到她那里去,笑眯眯地拿出一套全新的行头来:黑色的对襟中式棉袄,黑棉裤,全新的白羊肚毛巾,穿上别提多合身了。转转告诉我,全家为我这身行头整忙乎了多半个月。我感动的不知说什麽好,这套行头一定花了不少钱,当时老百姓没多少钱。后来我给李贵章五块钱让他去小卖部买瓶太白酒喝,好说歹说老头握着五块钱走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了。我一看没买酒,就问为什么,他说一到小卖部手就出了毛病,握钱的手怎么都张不开只好回来了。
    1998年我回陕北,催要妈的已经过世了,我跪在她的坟头,祭撒下一瓶她生前爱喝的西凤酒,想起这些往事悲痛欲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她用宽大的慈母之心养育了我七年,我没有回报她的养育之恩,而且永远也不可能了……
    碰到张海娥,几经周折做了陕北人的女婿
    1974年5月,来回折腾了无数次,我才入了党,成了张家河大队书记兼关庄公社副书记。工作紧张,生活完全没有规律,我闹出了胃病,动不动就胃痛的头冒虚汗。我常背一小军用背包,里面放着针管和阿托品,一闹胃痛就自己在足三里那里打一针阿托品。当时北京知青招工的招工,推荐上学的上学,基本老知青都走光了,我早就是远近闻名的铁杆扎根派,生活问题却成了大问题。村里的老人,尤其是老大娘们就操心给我说媳妇,明的暗的闹了好几回我都没有动心。人说爱情这回事,要碰得时间长了才有可能擦出火花来,这话一点不假。大队党支部经常开会,除了我就是年轻的妇女主任张海娥不抽烟,其他人都是一人卷一根老炮筒在抽,开上个把小时会就把我们不抽烟的薰出窑洞门透透气去。到外面看看月亮聊聊天,慢慢的时间长了就聊到玉米地里去了。我比她年龄大了十岁,我向她求婚,她答应了,不过说还要征得她父母同意。
    我就大着胆子去找未来的老丈人。我和她父亲还是有点缘分的。1970年秋,当时刮起割资本主义尾巴风,公社派来工作队说要严查私自扩大自留地的行为。本来工作队咋呼一下,运动就过去了。张海娥的父亲张玉前是个梗直爱说实话的人,居然站起来说大队高书记自留地比以前扩大了很多。这下惹了麻烦,工作队在高书记带领下把老张的自留地一量,说扩大了一倍,罚了六斗粮。还是我不服气带着知青们又把老张的地丈量了一下,发现他的地是三角形,面积应该是底乘高除二,工作队故意整人没除二,当然多算了一倍。我就带人去把老张的六斗粮拉回来送他家。
    这件事当时闹得惊天动地,大队高书记恨得我牙根痒痒。你能说我和老张缘分不大吗?我找到老张,小心的说明来意,特别强调了我大十岁这个概念。没想到老张倒是很痛快,他说年龄不是大问题,他就比海娥妈大十岁还多。不过他说家里是海娥妈拿事,还要证得她妈的同意。
    老头这麽一说倒给我壮了许多胆,就去找到海娥妈。这是一个非常精明的女人,她就直截了当:“现在婚姻自由了,那就是法,我要是拦住说不行,那是违法;但你要问我同不同意,我是坚决不同意。”“为什么?”我问。“你数数看就咱这张家河孤儿寡母有多少?十三个,都是老红军留下的。外面去当了大官了,进城就甩了,可怜吧。老百姓不图别的,就图一辈子安安稳稳过。”
    也是,那些老红军撂下的孤儿寡母在当时陕北农村是常见的事。我们村里出去最小的一个是甘肃省一个厅的厅长,他留下的孤老太太后来找了个老头,留下的儿子我们在时也有三十多岁了。我和海娥妈论了很长时间理,老太太一看我态度挺坚决,最后就说:“你先不要一定让我说个什么,我说个地方你先去转转,回来再找我。”我一看有门马上答应了。
    我是趁着“省农村政策领导小组”到基层调查的机会去的,那个村就在我们邻县,到那里我就知道为什么非要我来了。原来这个村是当时陕西省一个有名的领导的老家,他的前妻和儿子至今还在庄里“受苦”着呢。
    我在这老太太家住了有十天,天天劈柴挑水不含糊。刚开始时老太太沉默寡语不太爱和我说话,架不住我话多,用陕北话说得那些事常把老太太逗笑,一来二去老太太话匣子也打开了,看得出来老太太年轻时绝对是一个性格活泼爱说爱笑的人。
    临走的头一天晚上,老太太以一种极其平稳的口气和我聊起了往事,我想象她那么聪明的人一定洞悉了我,完全知道我真正的来意。她和那个领导从小是青梅竹马,后来闹革命了男当红军女宣传,大生产支前线她从来没有落在人后,还独自抚养着两人的儿子。每当听到自己男人在队伍里负伤了或生病了,哪怕把家里的牛卖了攒两个光洋也要碾转托人送过去。没想到解放了男人没有回来,在城里又找了一个有文化的大学生。她男人一定是觉得愧疚,刚开始的那些年每个月还会给她寄些生活费来,但这个刚强的女人每次都原封不动的又寄了回去。“这个革命对他说是成功了,可是对我说还没有,我活着走好自己的路。”老太太的这句话让我听得眼泪都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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