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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爱笛:陕北十年,那抹不去的回忆

2013-06-03 10:07:29 作者:未知 来源: 网友评论 0


    出名出在按劳分配的尝试上
    那时的生产队,基本就是大锅饭,社员出工不出力是普遍现象。当队长的每天鸡叫就起,带头苦干,可着嗓门喊着骂着,有时成效甚微。夏收刚过,要抢种荞麦,往地里送粪就是关键。按规矩地里每个粪场倒两挑粪,每挑粪要没有百来斤就不够用的。可总有那耍奸溜滑的趁人不注意挑着巴掌大的一点粪倒在山里,这成了我这队长最头痛的事,基本知道是谁干的就是没逮着。
    我心生一计,大早鸡刚叫我就挑着一挑粪上山了,顺便提着一杆秤。在上山送粪的必经之路上有一颗老杜梨树,我把秤挂在树上,每来一个社员我就拦下把所担的粪称一称,这下露馅了,有的壮小伙子只挑了25斤不到,而有的婆姨挑了足足一百多斤,最多的满月婆姨挑了150斤还多。谁要是不服气我就让他称称我挑的那挑粪,我至今还记得那是145斤。
    晚上我召开社员大会宣布,凡挑过一百斤粪的一年的工分就按十分计,不够一百斤的就按比例减。有几个挑不到25斤的男人每天的工分只有两分多,而平时最多只能挣六分的婆姨居然好几个都挣到了十分。
    这下炸锅了,有当街骂的,有去公社告状的,有给县革委会写信的,说北京知青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现在反过来整贫下中农了。县里派来了工作组,我生生抗住。当然村里相当多的社员是支持我的,尤其是老年人,农民都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付出劳动就没有收获的道理。当年我们队获得丰收,每个工分折两毛四。我在公社范围内开始小有名气了,起码在当地农民口碑里“丁牛”常有人提了。
    当年知青住过的窑洞房
    分红会上,我趁丰收有业绩,大多数社员对我比较有信心时又提出了一个更让人炸锅的决定,把过去的劳二人八改成劳三人七,也就是把按劳动分配的比例从原来占总收入的20%提高到30%。这样肯定会刺激大家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当然也对那些家里人口多劳力少,或者在外工作的干部家属以及军属平时不参加生产队劳动光等着按人口分配的是个打压。
    从那开始整整多半年我就没有安生过,告状的不仅告到公社、县里,还有往地区告的。工作组就来过好几个。这我倒不怕,关键是大队书记比较难缠。为了把我纠正回去,我俩大会小会地吵了无数次。我被老百姓称作“丁牛”,实际上变成“顶牛”了。我心中有底,自从实施了劳三人七后,社员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增加了30%,有工分记录在那摆着呢。这一年我们队又获丰收,一个工折成人民币就值三毛四,家家户户粮囤都是满的。秋收后县委宣传部来了一个小干事,让我写个总结。我也就没含糊,来了篇:“不用采取什么措施,只要提高劳动分配比例10%,社员参加劳动积极性就能提高30%”的总结文章。
    过了个把月,我都把写文章的事情忘得差不多了,公社书记白光明突然到我们庄,见面就说:“你小子出名了,省委组织部要调你去省里开会,我打听了一下听说是省领导李登瀛点的你。我怕你现在能的谁的话也不听,调不动你,所以亲自来找你,赶紧去吧。”他又补充了一句:“好啊,你小子行,直接就从我们公社脑袋上跨过去了。”我和他说不清,倒是立刻上路了,笼着白头巾,穿着一身上下都带补丁的衣服,翻过玉皇庙山,步行一百多里到了延安,地委派了一辆212北京吉普把我送到省城西安。
    省委组织部长见的我,我这才知道事情的由来。原来我的那篇文章被发表在陕西省委的内部刊物“情况通报”上,好几个省领导都看到了,认为写的很好,有见地有实践数据。正好省里要成立一个“农村政策领导小组”,李登瀛同志就推荐了我。组织部长叮嘱我说:“小伙子,好好干,能参加这个小组工作就了不得,虽说不脱产但要按级别划差不多就是厅局级了,你从基层来这就好比坐直升机来的。”他接着带我去见了当时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肖纯同志。肖纯是一个略微有点胖的中年人,十分和蔼可亲。他看到我那一身补丁衣裤就笑着说:“基层的同志真是很不容易,辛苦得很。”他说一看我这么年轻就很喜欢,还说:“我们那会儿参加革命工作时也就二十来岁,那时看到三十多岁的人就觉得很大了。小丁,你来得正好,我们就需要有闯劲的年轻人。”
    省“农村政策领导小组”一共有七个成员,肖纯、李登瀛,还有省机关的三个干部,再就是来自基层的我和安塞县委书记。平时我们主要各自做些调查研究,不定期的在省里集中就一些政策问题开会研究。省委书记霍士廉,省长(那时叫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也经常参加政策讨论。我因为年轻又口无遮拦,很快就和他们混得很熟,看得出来他们都很喜欢我,尤其是两个出身陕北的老同志李瑞山和李登瀛。 
    认识郝树才,成了好朋友
    1973年底,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陕西省第二届贫下中农代表会,北京知青就我一个,在那时是莫大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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