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插队故事】(1)报名上延安 种种原因促使我决定上延安插队。 一九六七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许多66、67届的毕业生一批又一批先后开赴内蒙、黑龙江、山西插队落户。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那时无论走到哪里,大喇叭都播送着这条消息,当时我想这可能是今后毕业生的必走之路吧。 紧接着上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的动员大会开始了。那时我好奇地到动员大会去听,只听那人在讲:“延安曾经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是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曾经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延安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高度的思想觉悟,延安人民欢迎你们去。那里有枣树、柿子树、核桃树、杏树、梨树、苹果树-----。” 这些都深深吸引了我,当时只是动员66、67届的毕业生,还没有涉及我们68届的毕业生。 但那时我父亲正受冲击,隔离审查,不让回家,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我走到哪里都总觉得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议论我。我感到在这种气氛中生活的非常压抑。 那时还有一种传说是:陕西插队工作结束后,六八届就该动员去甘肃、宁夏、新疆、云南等地。 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有个女儿在青海医疗队工作,从北京回青海时,在盘山路的半山腰上,遭遇身穿当地少数民族衣服的一群歹徒,那些人跳上车手持牛角刀威胁,抢劫,把她帮同事们从北京买的物品,和同事家里托她捎的大包、小包、吃的、用的全都一抢而光了。 那个大姐回到单位后大病一场,有的人理解就不要赔偿了,有的不说话,还有说风凉话的,案子破不了,那个大姐说分好几年才赔上。我当时听了觉得很恐怖。 听完动员会我想:延安毕竟是老根据地,那里的人可能比较朴实,可能就像动员大会说的那样觉悟也比较高。都是汉族,生活习惯可能差不太多,到那里比到少数民族地区好一些。离家也比大西北近一些,所以我决定报名上延安插队。

【陕北插队故事】(2)赴陕出发前的准备2011-10-20 我的邻居杨秀琴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校同年级但不同班,我俩非常好,放学后天天在一起,打乒乓球(我们楼门口就有乒乓球案子),玩跳皮筋、抓羊拐、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当时她的情况和我差不多,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我俩一起商量报名去延安,并争得了家长的同意。 当时学校并没有马上批准我们,但是后来由于六六、六七届有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坚决不走,领导完不成名额了才批准我们顶替。 工宣队的头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倆提出两条:一是申请补助一点儿布票、棉花票。因为我们要准备四季的衣服,尤其是冬季的棉衣、棉裤、棉大衣、棉被,这些在当时都要凭票供应。 杨秀琴还得到一些现金补助,我家经济条件好一些,因此没有申请、没有得到。 二是要求我和杨秀琴必须分到一个队,而且要求和高中的女生分到一个队,觉得她们比我们大几岁,社会经验可能比我们丰富一些,遇到困难可能比我们主意多一点儿,和她们在一起有安全感。 工宣队的头头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要求我们尽快把行李送到学校。 离出发的时间很近了,我和杨秀琴忙着去迁户口。派出所的听说我们是六八届的,说了好几遍让我们想好了,别后悔,一旦户口迁出,后悔就来不及了,重新上户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 我和秀琴当时态度很坚决,说:“我们是自愿去的,绝不后悔。” 母亲忙着为我做新棉衣、新棉裤、拆洗棉被。 妈妈用一个棉花票为我买了一件长大衣,还给我钱让我上街买两套棉毛衫和棉毛裤。为了省钱,我和秀琴跑到前门处理商店买的等外品。 我长这么大,还从没穿过这样的衣服,以前都是把旧衣服套在里边。 父亲当时被隔离不让回家,(那年父亲十一还参加了国庆盛典,之后不知什么人诬陷他有历史问题,直到今日父亲有时还念叨,不知是谁诬陷的他) 其实那时爸爸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是冤案,单位特放他一天假回家帮我打包行李。 凭学校开出的下乡证明买到一个箱子,箱子外边的颜色是枣红色的,中间印有一个金黄色的光芒四射的太阳,上边印有《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林彪笔迹的题词。 父亲骑车到公主坟商场的日杂商店买来了草帘子和草绳子帮我捆好箱子。还给我买回一个棉帽子。爸爸还把他的军用水壶给了我。 姥姥一直念叨着舍不得我走,不放心我一人走那么远。我走了她就一个人睡一间屋了。她觉得寂寞。我只好安慰她说:这是大方向,每个毕业生以后都要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 当时我们单元四楼十号住着一个姓马的工程师,他的儿子马季青是我们学校六七届的(后来分到林瓦大队,和我队相距五里地)也是这批去陕北,马伯伯找了一辆卡车帮儿子往学校运行李,顺便把我和杨秀琴的行李也一起装上车了。 那时的邻里关系都非常好,有什么困难都是主动帮忙。 行李到学校后都拴上标签,写上姓名和到达地点,每个箱子上栓好几个,可能怕运输过程中刮掉了。 我和杨秀琴分配到陕西省延长县安沟公社瓦石头大队。

【陕北插队故事】(3)告别北京奔赴延安那天2011-10-21 1969年1月24日我们学校第一批奔赴延安的同学,背着准备好的随身行囊在母校铁二中操场集合。大部分同学都是六七届初中毕业的,只有少部分是六八届初中或高中的,我们班只有我一人。 学校举行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仪式,学校工宣队领导致欢送词,我们在锣鼓声中登1969年1月24日我们学校第一批奔赴延安的同学,背着准备好的随身行囊在母校铁二中操场集合。大部分同学都是六七届初中毕业的,只有少部分是六八届初中或高中的,我们班只有我一人。 汽车开往长安街,应同学们要求,司机在天安门广场绕场三周后开往北京火车站。 我们坐的是专列,整列火车都是知青。 站台上站满了欢送的家长和同学,我的妈妈和弟弟也在其中。 家长们在不停地向孩子嘱咐叮咛,孩子们在不停地答应、点头,一幅幅依依惜别的样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抹眼泪,我只盼着车快点儿开。本来我挺高兴的,都快被感染了。 列车缓缓开动了,车上车下都传来哭声,我们都挤到车窗前向亲人挥手告别,我看见母亲在流泪,心里一阵酸楚。火车在加速,站台上的人离我们越来越远,渐渐地看不见了。 我回过头看看杨秀琴,我俩对视着突然大笑起来。 我问她:“他们为什么哭啊,” 她回答;“不知道,本来我不想哭,他们把我的眼泪也快逗出来了。”我分明看见她眼睛里闪着泪花,不知是哭的还是刚才笑的。 毕竟当时我们还不满18岁,对于今后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和能不能再回来确实一点儿都没想。 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是出门旅游似地,心里充满了新鲜、好奇、向往?我自己都说不清什么感觉,我俩在车上一会儿就兴奋起来,我看到有的同学闷闷不乐,一副忧郁的表情,像是很无奈的感觉。 同车厢的一个男生主动和我们拉话,说:“高兴什么呀!等到了地方,哭都来不及了!”因我们在学校是男女分班,平时不跟男生说话,而且他当时的打扮我俩看着也别扭,中式对襟棉袄、戴着墨镜,婴儿式的帽子,所以就没理他。 原来在家我和秀琴经常晚上在院子里聊天到很晚,她妈妈经常叫她回家时都说:“你俩哪那么多说不完的话,干脆住一块得了!”想想我俩真的就要住一块了,所以很兴奋。

【陕北插队故事】(4)一路奔波险些遇险,终于到达延安2011-10-22 25日火车到达潼关车站,站台上站满了欢迎的人群,他们胸前戴着大大的忠字牌,锣鼓喧天、载歌载舞、热闹非凡。 车门开了,许多同学跑到站台上,欢迎的人们摘下胸前制作精美的的忠字牌带在他们脖子上,我原本不想下车,看到此情景也连忙挤下车去,想得到一个,但我去晚了,没有了,无不遗憾地回到车上。 火车一路不知钻过了多少个山洞,跨过了著名的黄河,驶过若干里的平原,穿越河北省、山西省,终于到达了陕西西安,然后我们又换乘到铜川的列车。沿途大站我们都受到各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终于到达铜川了。我们结束了火车的行程。 我记得铜川的空气很不好,一股煤烟味,我们被安排在铜川铁中吃的饭,住了一夜。条件很简陋,地下打的大通铺,下边铺的稻草,一条薄薄的褥子和一条被子,但比我们前一天在火车上坐着睡觉舒服多了,所以那一晚睡得特别香。 那天我们到达铜川铁中时,每间的宿舍屋里都生了一个大炉子,没有烟囱。 有人前来交代我们:“烤一下暖和暖和就行了,晚上睡觉前一定灭掉,不要煤气中毒。” 我们屋子挺听话,没到睡觉就灭了炉子。 后半夜,院子外边吵吵嚷嚷的把我们惊醒了,原来有个屋子睡前没舍得把着的正旺的炉子灭掉,半夜里中了煤气,好多人都吐了,幸好发现早,没出大事。赶紧开窗通风才缓过来。 26日一大早我们就乘坐解放牌大卡车奔赴延安,汽车在盘山道上疾驰,开车的都是中年司机,狭窄的山路上,一边是深不见底的山涧,一边是陡峭的山崖。 我们的车刚开到一座山的下边,就能看到山上一层层的山路上、行进着一辆辆装载知青的卡车缓缓地爬行,我们还挥手、呐喊地互相打招呼。 山上一片片泉华把我们吸引住了,那是山泉在冬天形成的冰花,白里透蓝,像玉石一样,在冬季的荒山秃岭中异常夺目,我们尽情欣赏大自然美丽景色。 当我们的车行驶到一条像是从石头山掏出的弯路时,头顶的巨石很低很低,触手可及,不知是否我们的车震动所致,刚刚开过去两三米,突然车后传来轰隆声和惊叫声,我们不约而同回头一看,许多同学也大喊起来:“塌方了”。 司机赶紧停下车查看,原来我们刚刚经过几米远的地方塌落下许多大石头,差一点儿砸到我们的汽车上。后面相聚数米远的汽车被拦截过不来了。两车相聚很近,后边车上的人眼看着石头塌下来,吓得不轻,幸好开车的都是老司机,有经验,刹车及时,才没被砸到。石头太大,没有工具、障碍一时难以排除,两个司机商量一下,我们的车先行去通知前边养路队来救援。 在后边车上同学们羡慕的眼神中,我们的车先期离开了那片危险的地带。 同学们不再说说笑笑,回想刚才一幕仍心有余悸,如果刚才我们的车稍慢一点儿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午时分,汽车到达洛川长途汽车站,准备休息一下,可是我们站在大卡车上四个多小时了,腿都冻僵了,一下车脚也麻了,都不会迈步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 后边的车队过了好久才陆续到达了。紧跟我们那辆车上的同学向我们描述着刚才险些遇险的惊恐,因为他们是亲眼看着山石滚落下来的,他们的车稍快几秒钟,后果不堪设想,看得出他们仍然心有余悸。 一个同学感叹到:“还没到延安,就差点儿光荣了”。 吃罢中午饭,休整一下,车队又继续行驶,终于在傍晚时分到达延安。 而当大家看见宝塔山的那一刻时,出于各种不同的心情,有的同学高兴地跳了起来,有的同学却突然失声痛哭,泪流满面。 因为我们毕竟有的是自愿、而有的却是因无奈而来。 在离延安城近千米的时候,就站满了欢迎的人群,他们敲着腰鼓,扭着秧歌,锣鼓喧天,震耳欲聋。他们的热情驱赶走了我们一天的疲劳。 小米饭加猪肉炖粉条,让我们美餐一顿。当日住在延安师范学校,被褥是新的,比较暖和,比在铜川铁中那一夜舒服多了。 塌方的地方和这个地方一样。(网上下载,那天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都惊呆了,怎么和我们那次遇险的地方一摸一样,那土石路、弯道、头顶的巨石,只是我们的车开的还靠里边一些。)

【陕北插队故事】(5)终于到达了瓦石头大队南沟生产队2011-10-23 27日一大早乘卡车开往延长县,依旧是看着十分危险的山路,两车如果相聚近一点儿,后边车上的人比在沙尘暴的天气里还要难受,尘土呛得简直无法呼吸的感觉,汽车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行驶着,颠簸的就像大海里遇到风浪,有的人呕吐不止。 中午时分,终于到达县城,在县城又一次遇到长长的夹道欢迎队伍。一幅幅横幅写着:“热烈欢迎北京知青来延安插队落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 我们乘坐的军用大卡车从三座精心布置的高搭的彩门下通过。又一次锣鼓喧天,秧歌队敲着腰鼓。锣鼓声几乎盖过了夹道欢迎群众的口号声。 县里招待我们喝上了热水,吃了热呼呼的小米饭和白面馒头,菜是猪肉炖粉条、土豆。 稍微休息一下,等快要冻僵的身体慢慢暖活过来,汽车又把我们送往安沟公社。 这是一条更危险更狭窄的石头和土路,有的地方路就像是从悬崖峭壁上开出来的,大卡车不得不缓慢行驶,汽车经常大起大落地颠簸,简直觉得你的五脏六腑都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的感觉,有的同学把刚刚吃过的饭全都吐出来了。 在离公社数百米的路上,就站满了欢迎的男女老少,敲锣打鼓,公社干部和前来迎接的老百姓挥舞着手中制作的小旗,打着条幅,喊着欢迎口号。汽车在根本就不成为路的道上行驶,我们不得不牢牢抓住车帮,怕给甩出去的感觉。 许多老乡还是第一次看到汽车,他们惊讶得瞪大眼睛,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路很难走,汽车走走停停,我们把许多孩子们抱上车,一直把他们拉到公社大院,他们的家长追着汽车跑,别提多高兴了。 简单的欢迎仪式后,公社又招待我们吃了饭(小米饭、羊肉炖酸菜、豆腐。) 实际我们在县城吃过饭还不到三个小时,还不饿,但菜做的确实闻着很香,每人还是吃了不少。 公社的干部让各个队长领我们去被指派的大队。 这时天空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我手里提着手提包,肩上背着弟弟为我绣有毛主席像的军用挎包和爸爸给的军用水壶紧跟队伍前进。 离开公社后走的路,是两山之间的沟路,路很窄,有的地方连平板车都没法过。 雪越来越大,我穿的塑料底鞋也越走越滑,不知摔了多少跤。 我们在两山之间的小路上艰难地行进。送走了一队又一队的知青,首先是高家川队的,然后是三疙台、二疙台、临瓦的,还有的从岔路口上分开了到别的塬上或者沟里队的。 从公社出发两个半小时后才到达瓦石头大队。 我们的行李、箱子都早就运到这里了。 我们共有九名男生和十名女生分到这个大队,路上我们才知瓦石头大队只留下十四名。而我和杨秀琴两名女生及三名男生分在三里地外的生产队。 我们五人的行李都在半山腰上为瓦石头队知青准备的窑洞里,队长问我们的名字好去找,我们队的一位男生问杨秀琴的名字,可能在学校一直都是男女分班,男生一问话,她突然脸一红,害羞地向山下跑去,因为坡陡、雪天路滑,她越跑越快,刹不住了,但还知道随着路的弯道跑。 我们都吓坏了,经过一棵树,一个男生喊:“抱树!抱树!”她没抱跑过弯道不见了,我赶紧坐下,划过去找她,心吓得砰砰乱跳,头也晕了,心想:那么快速度,肯定摔坏了。没想到跟前一看,她正坐在地上笑呢,我检查她一下,哪里也没伤到,真是万幸,回来男生问他:“你跑什么呀?”她说:“我也不知道。”真是虚惊一场。 南沟生产队离大队还有三里多路,这是非常难走的一条特别小的路,走到有的地方窄的只能一人一人走,就那样,两只脚都放不平,靠山那边高,靠沟那边低,天还在下着雪,我的鞋滑的一会儿就一个跟头,老乡们却能背着我们的箱子、行李走,有的地方只能横着走,一路都没休息,进村后直送到半山坡的窑洞里,他们的力气大的真让我们惊讶。 天都黑了才到达队里,从公社开始,这一路二十多里地,近三个小时,头上顶着纷纷扬扬的雪花,脚下踏着积雪,我摔了有近百个跟头,每有人摔倒,大家都过去互相搀扶,开玩笑说:“又磕一个!”敢情我们是一路磕着头到达队里,真不容易! 终于天黑时赶到队里,全队男女老少都赶来来欢迎我们。 站在为我们准备好的窑洞前,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李树昇领我们排好队,手捧红宝书首先说:“敬祝毛主席”我们和全体在场百姓一起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之后队长说:“祝林副主席”我们再一起喊:“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然后才让大家进窑洞。 一进窑洞,老乡用大碗捧上刚烧开的热水让我们喝,嘴里说着:“看这些娃兮荒的(后来才知道是可怜的意思),喝点儿煎水(开水)吧。”我们把煎水听成碱水了,一听吓坏了,都不敢接。 一个男生小声嘀咕:“事先没听说还有进门就洗肠子的呀?” 接我们的队长听见知道误会了,赶紧说:“就是开水,刚烧开的,我说的害哈不害哈(就是懂不懂的意思)。” 我们抢着说:“不害怕啊,不害怕,说吧,说话怕啥呀!” 队长一听又笑了,说:“看语言不通,把娃娃们吓得,赶紧趁热喝了吧。” 这一路,我们确实又冷又渴,赶紧接过碗来都喝了。 队里的干部在为我们两个女生准备的窑洞里做了餄饹面。但我们在县城和公社都吃的饱饱的,由于我们离公社吃饭时间还不到三小时,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食欲再去“解决”掉那碗面。 盛情难却,只好吃了一点儿,确实很香,羊肉、豆腐做的卤,面和豆腐都很劲道(陕北豆腐用称钩子挂着卖,的确很硬)来了不少队里的干部和老乡,吃得都很香,大概是难得开一次“荤”的缘故吧。 那一顿不知压了多少锅,好多人吃,最后钱都打在我们的安家费上(后来知道后吃一惊,那一顿吃掉近二十斤面、六、七斤豆腐、还有十来斤羊肉)。 第一次看到人坐灶台上压面条,真是吓一跳,刚才还为我们扛箱子的队长,那么壮的汉子,坐在杠子上,使足全身的劲往压,有时还需别人帮忙,看得我们很吃惊。 饭后,队里开了欢迎会,队长介绍了全队情况。 我们队的男知青李岳恒代表我们表了决心。 会后,我和秀琴就留在这孔窑洞,三位男生分在我们山背后的一孔窑洞里。

【陕北插队故事】(6)半夜惊魂《经历了到达生产队第一个可怕的夜晚》2011-10-24 天黑了很久了,队里的乡亲们也都走了,热闹了半天的窑洞和四周一下子都静了下来,窑洞很深很黑,煤油灯照着我倆晃来晃去的影子。 我和秀琴打开窑洞门,眼前是一座座夜幕下的雪山,看不到一户人家,死一般地寂静。 离开北京几天来,一路都是热热闹闹的,我俩对眼前的宁静实在不适应,赶紧关上门,窑洞里静的只能听到我俩的呼吸声,仿佛这一座座大山上只剩我们俩人了。 我俩对视了一下,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的分明是恐惧。 想想刚才队长介绍说;全村只有十二户人家(其中三户是三个单身老头),分布在三座山和一道沟里,我们这座山的坡上住着一户姓赵的地主。 我俩忽然有种上当的感觉,明明工宣队答应说和高中女生分到一起,结果人家那么多人都留在瓦石头大队,而我俩却被分到好几里外的这个南沟生产队,这么偏僻的小村,现在只剩下了我们俩女生。男生在山后边,出事喊都听不见。 忽然,我俩透过窗户纸看见坡上照过一丝光亮,随后传来一阵奇怪的、十分沉重的、呼吃呼吃的喘息声,声音越来越大,灯光也越来越近,只见一个漆黑的人影,一只手提着一盏灯,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棍子,向我们窗户慢慢走来。 他走到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把提的灯放在我们窑洞外面的磨盘上,人影印在窗户纸上,很大很大,他的山羊胡子和头上扎的毛巾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俩害怕急了,面面相觑,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想:是不是地主憎恨我们这些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怕我们分他们的田地,不愿意我们住他们的窑洞,来吓唬我们或是杀我们来了。 在我十八年的生涯里,印象中的地主个个都是像《半夜鸡叫》里的周扒皮,《洪湖赤卫队》里的南霸天那样凶神恶煞,像刘三姐里的财主那样歹毒。姥姥也曾给我讲过在财主家的种种遭遇。所以,在生产队长向我们介绍离我们很近的坡下住的是一户地主时,我们当时就特别恐惧。 我俩看看门,两扇门中间缝隙很大,从外头手能伸进来,门拴一拉门就会开。 秀琴吓得小声哭了起来,我个子大,那时我就比她高十公分呢。我搂住她一边劝她,一边小声和她商量:“咱俩把箱子抬下来顶住门吧,”我俩的箱子都被老乡放到炕上了,她哭着点点头。 我们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先把秀琴的箱子从炕上抬下来顶到门口,看盖不住门拴,又把我的箱子摞到她的箱子上,觉得这下门是从外边打不开了,心里这才稍稍松口气儿。 隔壁窑洞传来咚咚什么东西捣地的声音,从影子看那个留山羊胡子的老头儿拿着棍子像是进了隔壁窑洞。但仍能听到他特别沉重的喘息声。 过了一会儿,那黑影拿着棍子出来了,我俩紧紧盯着窗户纸,只见那影子提起磨盘上的那盏灯,柱着棍子向坡上走去,喘息声随着灯的光亮越来越远。我倆的心稍稍平息了些。 连日来旅途上的疲劳一起袭来,我俩爬上炕,刚做完饭的炕很暖和。 我们打开行李,铺开被子,找来随身带的手电放到枕头旁边。 这窑洞暖暖的,比前几天睡的地方舒服多了。 我说:“没事了,他走了,我们睡吧。” 秀琴说:“这下门肯定是推不动了。” 就这样相互安慰着,太累了,聊着聊着竟慢慢地睡着了。 半夜,我睡得正香,被秀琴推醒了,她说:“快看,山羊胡子又来了。” 我一下惊得一点儿睡意也没了,和前边那次的情况一模一样,那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人影越来越近,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把我俩吓得大气都不敢出,秀琴吓得用被子蒙住头。 我胆子大,对她说:“没关系,他进不来!” 我打开手电在窑洞里找到一把菜刀和一把镰刀,我把镰刀递给秀琴,我拿着菜刀,我说:“他只要一碰窗户和门,咱们就大声喊,他要敢进来就和他拼了,” 我虽然劝秀琴,其实我也吓得心怦怦乱跳,头直发晕,手发抖,头发都立起来的感觉。心里想;他上次是探路,这次是准备真动手了吗? 那黑影依旧把马灯放在磨盘上,拿着棍子进了旁边的窑洞,窑洞里依旧有通通的响声和说不出来的怪声音,不一会儿,黑影出来了,提着灯拄着棍子朝坡上走去,怪怪的喘息声渐渐远去了。 我俩一点儿睡意也没了,猜来猜去也想不明白咋回事,商量明早起床先看看旁边的窑洞是怎么回事。

【陕北插队故事】(7)神秘的饲养员喉唠2011-10-26 《原来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喉唠昨晚吓了我们一跳》 第二天天刚亮,我俩还在睡梦中,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他自报姓名,原来是我队男知青杨林。他说:“几点了还不起,该做早饭了。” 原来他是想来商量看怎样做早饭的,他说在家里他也会做饭,想来帮忙的,我和秀琴觉得很尴尬,我俩在被窝同时对脸吐了吐舌头,赶紧回答:“我俩还没起呢,不方便,你先走吧,过一会再来。” 因为昨晚不知厕所在哪里,晚上经历那么可怕的事,哪里还敢出去,而且用箱子堵着门,也不敢移动。 后来我俩实在憋不住了,我就和秀琴商量,我来时带了两个盆,一个是小的双料的白搪瓷盆,准备洗脸用的,另一个是大的生铝盆,准备洗脚和洗衣服用的。秀琴带的两个盆,一般大,比我的洗脸盆大,比我的洗脚盆小。 我说:“用我的小盆当尿盆吧,咱俩以后共用一个洗脸盆。洗脚盆洗衣服时也可以和着用”她点头说:“行。”所以我俩昨晚是在小白盆里方便的,尿盆还没倒呢,哪能让杨林进来。 我俩穿好衣服去开门,却怎么也抬不动上边的箱子,昨晚的力气不知哪儿去了,累的我俩直喘粗气,歇了一会儿再鼓足劲还是抬不动。 杨林以为我俩这么半天应该穿好衣服了,又回来了。 我说;“箱子顶着门哪,挪不动。” 他从门缝看见了那两个箱子,说:“干嘛把箱子顶到门上呀。” 我俩在门里你一言,我一语,诉说着昨天晚上的可怕经历。让他快看看旁边窑洞有没有人。 他过去看了看,说:“嗨!旁边是驴圈,里面有四头毛驴。” 昨天队长没说我们旁边紧挨着驴圈。 前一天晚上到队里天都黑了,也没熟悉一下环境,不知厕所在哪里,也不知旁边是驴圈,所以受了两次惊吓。 杨林说:“你们别着急,你俩自己抬上去的,就应该能抬下来。” 但我俩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就是抬不动。 杨林说:“我在外头也帮不上忙呀,还得靠你们俩,动动脑筋。”说完又走了。 这次杨林走后,我俩静下来想了想,我的箱子在上边,我那里有一摞中学同学送的塑料皮日记本较沉,还有毛泽东选集四卷、毛主席诗词和好几本毛主席语录、半农半医手册等,这些书比较沉,所以先把它们掏出来放到炕上,箱子轻了就抬下来了。 门终于打开了,外边还在下着雪,我俩满院子找厕所,找了一圈也没看到。 房东郭大娘从窑洞里出来了,看见我俩端着盆在院子里转,问:“娃个找剩呢?我俩不好意思一说,郭大娘特热情地带我俩去了。房东的厕所还挺隐蔽,下一个小坡,再拐一个弯,用玉米杆围着。 郭大娘还说:“有啥事情和困难就尽管找我,你们这些‘大学生’这么小,离家那么远跑到这里来了,太兮荒了(可怜的意思)。” (后来他们统称我们知青为大学生。) 我俩又好奇地去看那四头毛驴,看着看着忽然身后传来了昨夜那可怕的喘息声。 我和秀琴不约而同地赶紧回头一看,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和昨晚那个影子一模一样,个子很矮,头上扎着一条洗不出来的脏兮兮的旧白毛巾,脖子上兜着一个方格子手绢,嗓子眼那个位置湿漉漉的,发出一股难闻的酸臭味。我俩赶紧让开。 只见他进了驴圈喂驴,一边喂一边像是和驴说话,但发不出声音来,那声音就像是狗在汪汪叫之前那种呼噜呼噜的声。 队长来了,说是来给我们做饭的,问:“昨晚上睡得咋样?炕热乎吧?” 我们赶紧又讲了一遍昨晚的历险记。 他听了哈哈大笑,告诉我们说:“这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老汉儿是生产队毛驴子的饲养员,村里人都喊他喉唠,多年前谁也不知他从哪里来的,他说是躲债来到这里的,现在是独身一人,就住在你们坡上。” 这个当天队长忘了给我们介绍,喉唠脖子正中间上有个洞,说不清话,吃饭从那儿漏,只好常年兜块手绢,可能平时手绢不怎么洗,所以才发出一股酸酸的臭味,他喘气也很费劲。 队长说:“喉唠人不坏,对牲口很负责,谁用驴如果让驴受了伤害,他可是心痛呢,肯定要发脾气的。” 我奇怪地问:“那他脖子那块怎么了?干嘛兜个手绢?还有味?” 于是队长给我们讲了喉唠的故事:“脖子上的洞是他自己用剪子扎的。多年前,他赌博输了钱,后来赌徒上门逼债,他拿不出钱,就用剪子扎伤喉咙,吓跑了讨债人,连媳妇也被人带跑了,他一个人连夜逃了出来,他的声带受损了,发不出声音,食管漏了,吃饭稍微快了一点儿就呛,就从里面往外流。 后来,他来到这个小山村,要求留下来,村里人看他怪可怜的,就收留了他,他只说了逃出来的事情,别的什么都不说,他到底叫什么,谁也问不出来,除了驴他和谁都不交流。 平时除了坡下放放驴,他哪里都不去,村子里的人都很照顾他,不管是谁上公社或者到县城,都去问问他,给他捎东西,买个盐呀、烟叶子呀,拿鸡蛋到公社换点儿灯油呀,全靠大家伙帮忙,就这样自己一个人过了好多年了。大家就给他起个名叫喉唠。” 至此我们才完全明白,昨夜里隔壁通通的声音是驴用蹄子踏地发出的声音,山羊胡子老头就是饲养员喉唠,他昨夜来了两次,是因为他每天睡觉前和半夜起来都要喂驴。夜里拿个棍子也是为了怕碰到野猪、野狼等野兽,防身用的。 因为没钱医治,喉唠就这样一直过了好多年。 我很奇怪,那么脏,他怎么也不感染。 我们插队的四年里,也没听说他发过烧、生过别的病。 我们后来确实也领教了喉唠对牲口的爱惜,平时谁都不理,只有喂驴时,和驴说着听不懂的话,谁要是用驴推磨或到县里送公粮,时间长了,驴身上的鞍子如果不合适,就会磨破毛驴的皮,如果那样把驴还给喉唠时,他就会心疼的不得了,还会拉下脸,呼噜呼噜地大发脾气,唠唠叨叨一大堆大家都明白的意思。 如果那样,准知道下次再借牲口有点儿难,喉唠就会刁难刁难你。 后来我有一次送公粮到县城,给他买回一块儿和他脖子上一样的手绢,让他换着用,他开始死活不要,后来我一再坚持他才接受了,换的勤一点,味道就小多了。 喉唠平时喘气都很费劲,但它依旧要自己担水,他每次拄着一根很粗的棍子。肩膀上还要挑着重重的担子,从不主动求别人帮忙,村里的人谁见了都不忍心、包括后来我们知青看见他担水都会主动去帮忙。 你帮完他,他脸上依旧没有表情,也不说谢,但他还是记在心里,我记得他也给我们知青灶送过东西,送的什么忘了,那时能有啥?想着也就是咸菜、腌萝卜吧。 在南沟生产队的日子里,我一直琢磨不透这个古怪的老头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他就养了一、两只鸡,自己舍不得吃鸡蛋,都拿去换灯油。 我们后来就买他的鸡蛋,免得他还得求别人。 老乡那时家里养的鸡都不多,自己还吃不饱,哪有粮食喂鸡。 卖鸡蛋要到25里外的公社,路上还怕摔了(路上摔倒把鸡蛋摔碎了,白跑一趟,打不回灯油的也有过) 那时公社供销社的收购价是五角几分一斤,老乡便宜点儿都愿意卖给我们,拿着钱去打灯油就方便多了,但我们那时也没钱,不可能都要。

【陕北插队故事】(8)南沟生产队的简介2011-10-27 我们所在的南沟生产队,离大队有三里多地,从南沟到达瓦石头大队步行需20多分钟。 当时我们到达南沟生产队时,全队只有12户人,五十口人分布在好几个山坡上和沟里。 两户姓万的是哥俩,哥哥叫万如魁,弟弟叫万如成,平时我们不称呼大名,我们村老乡们都管弟弟叫田细,哥哥叫英魁,他哥俩住在一座山上。万如魁没结婚,四十多岁了,万如成结婚已经五个孩子了。 当时是付队长的姚贵万一家五口是一户,队长刘原明一家四口一户,刘原明的老父亲刘生武和弟弟刘生秀是一户。闫贵明一家六口一户,他们四户当时住在一座山上。 村党支部书记李树昇一家三口一户,他的弟弟李树明一家四口一户,哥俩住在沟里。 我们这座山上住着四户,坡上喉唠独身一人是一户,我们旁边郭彦明一家四口一户。坡上他的儿子郭志清一家是九口一户,快到坡下赵相贤家两个女儿一家四口是一户。 队里养了两群羊,郭彦明(房东郭大娘的老伴)和英魁平时是专门放羊的。四头毛驴、一头老驴和一头小驴干活都不行,只它两个驴干活还行、喉唠是驴的饲养员。大牛、小牛一共七头,队长刘原明的弟弟刘生秀有残疾是牛的饲养员。 刘生武是个江湖医生,经常到处游走给人治病。 白天站在我们院子边上,除了隔壁房东大娘家,可以望见通往李树昇和李树明家的小路,还有坡上侯老的窑洞,别的人家都看不到。 我们全队吃水全靠山下一口泉眼,水流不大,流到一个很小的石坑里,周围很小,只能用水瓢一瓢一瓢地舀到水桶里,然后提到路上,才能挑起来,如果有人刚刚打过水,那还得等一会儿才能再舀到水,每当山洪暴发,泉眼就会被黄黄的泥汤所淹没,全队的人只能喝被污染的洪水(山上冲刷下来的黄黄的泥汤),有时放点儿白矾澄清一下再吃。 厕所都是各家搭建的,地下挖个坑,有的埋个破缸,支两块板子,用玉米杆围着,粪都供自己家自留地使用。 我们住的是郭大娘家的窑洞,她家只有两孔窑洞,借我们住一孔,她家只剩一孔了(当时是四口人),我们这个院子里原来就她家一户,还有就是队里的驴圈。

【陕北插队故事】(9)学担水2011-10-27 来到队里的第二天早上,天空依然飘着雪花,队长没有让我们出工,付队长姚贵万亲自给我们做了早饭,贴饼子。 灶台上竖着安装着一大一小两个锅,后边是大铁锅,熬粥、蒸东西、炒菜都用它。前边的小铁锅,一般是烧开水用的。 队长先用柴把火点着,锅开了一部分灌暖瓶,然后一边操作,一边给我们讲。 他先在盆里烫一些玉米面,和均匀后,再加一些生玉米面和小苏打,锅里的水不能太少或太多,太少了锅干了饼子还没熟,太多了就把饼子煮了。贴饼子贴的位置也很重要,要找锅靠下一点儿坡度大的位置容易贴上,靠下容易煮了,靠上容易脱落,另外火候也很重要,火太大,水烧干了饼子还熟不了。 饭后,队长刘原明召集村党支部书记、生产组长、记工员和副队长几个干部给我们开了个会,商量我们五个知青的工分问题:说队里的婆姨每天最高工分是7分,我和秀琴刚来,还不会干活,顶不上一个人,先给我们记5分,等学会了再加工分。男劳力队里最高是10分,男生先记7分,学会了干农活再加分,问我们有意见没有,我们异口同声回答:“没意见。” 我们还选出了李岳恒为我们的知青组长。 队长说没有出工干活的工具,先让我们借老乡的用,安家费下来给我们买或者定做。 不断有老乡给我们送来烧火的柴,是一捆捆的从山里砍来的树枝,我们连声感谢。 天晴了,我和秀琴看见隔壁大爷挑水,等人家水缸满了,就借了人家的水桶去打水。 泉眼在通往大队的那条小路的下边,房东的孩子主动提出引领着我们去打水。 我们刚到泉水边,突然一只野鸡嘎嘎地叫着飞起来,把我俩吓了一跳,它的羽毛非常漂亮,我俩在惊吓之余感到非常惊喜,追着野鸡跑了半天。直到看不见它了,我俩才又回到泉眼边。那只野鸡可能正在泉边喝水,是我俩来打水惊到了它,把它吓飞了。后来和郭大娘一说,知道那是只公野鸡,母野鸡没那么漂亮。 我们要打的泉水是从石缝里流出来的,流在一小堆乱石的窝窝里,那窝窝小的连一个脸盆都放不下,只能一瓢一瓢的往桶里舀,水流很小,好一会才灌满一桶,然后再提到路上,好容易等到舀满了一担水,我俩试了试,却谁也挑不动,只好两个人一起用扁担抬着一桶水回到窑洞,再下山去抬第二桶。窑洞在半山坡上,担一担水要往返两趟,还把我俩累得够呛。 第二天我们俩又去挑水,这一次秀琴一人总算担起了一担水,平衡掌握不好,一上坡摇摇晃晃地只走出二三十步就又走不动了。我过去接她,结果她往路上一放担子,因为路是有坡度的,不可能放平,桶一落地,两只桶却一下子从颇陡的山坡上滚了下去,辛苦了半天的成果就这么便宜了“土地爷”了。没办法,一切只有从头再来。 我俩回到泉眼旁,把桶洗干净,再次将水舀满后,我们俩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借来铁锨,先在山坡上用铁锹挖了一些可以临时放桶的一前一后小窝窝。一共设了六个休息站。这样一来我俩就可以相互轮换着休息,把水担上窑洞去了。 当地的老乡们看到我们这副摇摇晃晃的样子担水,就像豫剧朝阳沟里的银环一样,纷纷跑出来看,简直成了他们的一道风景线,都笑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娃娃”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好在这种颇有些狼狈的打水方式并未持续太久,经过一段时间锻炼后,我们从一开始挑两个多半桶水需要歇六回才能挑到窑里,到后来逐渐歇的越来越少,再后来满满一挑水,我们也和老乡一样,学会了换肩,学会了摆动和颤悠,动作协调就不那么累了,渐渐可以一个人把水挑上山了。 但我可能那时就血压高的原因,到最后还是肩上一压担子,头就晕、涨、眼睛要突出来的感觉,直到2007年才确诊是先天的肾上腺瘤引起的高血压。(现在百度搜:《祝你健康郭文敏》有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栏目的介绍。)

【陕北插队故事】(10)原本我们是于家沟队的2011-10-28 当年政府每个知青都拨给一笔安家费,每月供应45斤没加工的粮食,我们刚到村里时,安家费还没下来,我们所有东西都是借的,包括(吃的、住的、用的)。一周后,听说安家费快下来了,有打新窑洞的钱,还有买粮食和生活用品及劳动工具的钱。 离我们村约五里地外有一个村子叫于家沟生产队,也属于瓦石头大队。 有一天,一个自称是于家沟的人来找我们说:“你们原本是分到我们队的,后来南沟生产队的人为了你们的安家费而把你们截下了”。 那人还介绍说他们队是全大队最富的一个队,我们队一个工分一般才三分钱,他们队一个工分5分钱,赶上好年景有时能达到7分钱,鼓动我们去和队长说还要求去他们队。 我们听后突然有种被愚弄的感觉,我们刚到这里人地生疏不了解情况,既然如此,那么当初我们来时那么大的动静,为何于家沟的人不来人直接把我们接走呢?是听说有了安家费?我们一时有点儿蒙了,找到了南沟的队长,问到底怎么回事。 队长说:“他们村全是山东人,不愿意外人插进去,当初你们五个人是分到他们村,是他们不想要你们,所以我们南沟生产队才接纳了你们。现在听说安家费那么多,才又动了心思来要你们。” 回想那天来时,队里接待我们,是显得匆匆忙忙,好像还没准备好我们到来的样子,吃的、用的都是每天去借。 我们五人最后经研究决定:既然南沟的人高高兴兴地把我们接来的,并安排好了一切,我们还是应该留下来。 这些天和南沟队里人的接触:队干部对我们都很好,天天派副队长姚贵万来给我们做饭,其他干部也常来看望,问长问短的,帮助解决困难。 村里的老乡更是从大人到孩子个个对我们都很热情,主动借给我们吃的、用的。 我们已经熟悉了这里的情况。再搬家又要麻烦一次,于家沟队离公社又远了五里地,村里的人还要重新了解。想他们当初不要我们,感觉是否那些人不好相处。 但是南沟队长也承认于家沟确实比我们队富,工分高也是实话,这在当时决定前也确实使我们有点儿为难。毕竟谁都愿意日子过得好一些。 当时两队队长都表示尊重我们的选择。南沟生产队的老乡也个个非常热情,都欢迎我们留下来。尤其是那些孩子娃,生怕我们离开,因为我们毕竟让他们看到了、吃到了许多没有见过的、没有吃过的东西。 比如李岳恒的半导体收音机,他们觉得很神奇,没有电线,可以听讲话,听新闻,听戏、听歌。还能控制声音,那天李岳恒把半导体放到磨盘上的时候,虽然信号不好,时断时续,还是围了一大群孩子和大人,惊奇的不得了(郭志清一家当时七个孩子听说后都跑来看)。喉唠当时也围着转,他一个人住,那么寂寞,要是有个这东西做伴,他会好得多了。 我把从家里带来的杂拌糖和动物饼干分给那些孩子时,他们都惊讶地瞪大眼睛说:“别说吃了,从来都没见过。” 后来我们了解到于家沟队确实较富,全队十几户人家都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人心很齐,人也热情,以后我们和他们队的人曾多次在大队一起劳动,兴修水利中相处很好,经常给我们煎饼吃。

【陕北插队故事】(11)安家费到了2011-10-29 政府给队里拨来的知识青年的安家费终于到了,每人240元,其中80元是给知青打新窑洞的钱,四十元是购置农具和生活用品的,120元是第一年的生活费。 队里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说我们年轻不会计划,由队长刘原明负责给我们管钱和帐,买什么东西事先请示他,同意后买回来再找他报销。 窑洞暂时先不打了,队长说:“新窑洞往往刚打好最容易塌方,越老的窑洞越住久了越结实,我们的房东房子也不紧张,愿意继续借给我们住,即使非要打新窑,也要开春了,冬天干不了。”我们也同意了。 队里给我们到县里订制了一些劳动工具,有锄头、铁锹、斧子、镰刀、老镢(开荒用的大片镢头,南泥湾大生产用的那种)和普通镢头等。 一天,队长和李岳恒赶着毛驴到县城买东西,一大早走的,天黑才回来。四十五里山路,需要翻两座大山,中间还有二十多里的石板和土的沟路。往返一共九十里路。买回一些生活用品:粮食、油、水桶、面盆、切菜刀、锅碗瓢盆等。 我们经商量买回的打水桶是铁皮桶,比较轻巧。以前有时和老乡借的是木桶,湿漉漉的桶,光是空桶就很沉,还盛水少。这下我们把借来的工具和粮食都还清了。 无债一身轻,借东西的日子真不好过,因为老乡也都挺穷的,尤其是劳动工具,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买新的,所以基本没有富裕的,况且一共才12户人,我们是五个人都要借用。

【陕北插队故事】(12)开荒2011-10-30 我们的知青组长李岳恒身高一米八三,队长特给他订做了一个五斤重的老镢,其他两个男生的四斤重,而我们两个女生的只有三斤半。 工具领回来那天,副队长对我们说:队里的熟地不多(以前种过的地,可以直接种庄稼的)但没有我们的地,我们需要去村外大山上开采生地(就是开荒)。于是派人带我们去开荒。 我们去开荒的地方离队里较远,没有人烟,那时正值寒冬,地还冻着呢,我们必须先把一棵课杂乱无章的树砍倒,然后挖出树根,再把高低不平的地整得平平整整。说起来容易,干起来可就难了。 那时的地冻了足有半尺多厚,憋足劲,举起老镢,使劲全身力气,一镢头砍下去,手腕震得生疼,地上才露出一点点白印。用老镢刨开冻着的厚厚那层土实属不易,所以开荒绝对是很累、很艰苦的力气活。我们每次都把砍下的树枝和树根背回窑当柴烧。 中午回不去家,早上很早起床,做好玉米面或发糕用屉布包好带上山,中午休息时,烧点柴取暖,把带来的发糕扔到烧剩下的炭火上烤烤,烤好后拍拍上面的灰,那时我们连咸菜都没有,就用纸包点儿盐蘸着吃,喝口用水壶带来的凉水(早上装的是热水,天冷,很快就凉了)。 那时供应的38斤粮食,是谷子,玉米粒、糜子,加工后去掉不少,因为没有副食,干活又累,根本不够吃,经常早早就饿得头昏眼花,一点儿劲也没有了。 有一天刚到地头,爬山爬累了,我们几个想休息一会儿再干,副队长就绷着脸说:“歇什吗,快点儿干活吧,刚吃完饭,歇一会儿又该说饿了,没劲儿干活了。” 当天我们几个休息时,小声嘀咕:副队长是在报复我们吧。 因为老乡们当初听说我们要去开荒,有的说:队里根本不缺熟地,他们的熟地不是年年种,今年种这块儿,明年种那块儿,有的是撂荒的地。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因为刚来时,副队长每天不出工,留在家里给我们做饭。这样过了一个多星期。 就在前不久的一天,李岳恒问他:“那您的工分怎么记呀?” 他说:“从你们的分里扣啊。” 我们一听大吃一惊,因为我和杨秀琴每人每天只挣5分,男生每天只挣7分,而队长一天是10分,等于我们每人每天都要把挣的工分给队长2分。这之前我们还以为他给我们做饭,由队里记工分呢。 队里的婆姨每天早收工一个小时回家做饭,不扣工分。 于是我们几个商量:男生说他们几个轮流收工后给我们挑水,我和杨秀琴负责做饭。 李岳恒代表我们向队长提出:“是不是我们两个女生也跟婆姨一块儿出工,提前一小时回来做饭?就不再“麻烦”队长了”。 副队长答应了。婆姨们平时一般只在村里或离村子近的一些地方干活。冬天一般就干一些捣粪的活(捣粪,就是把羊圈、牛圈、驴圈里的粪便掺杂一些土捣碎,播种的时候用。)男的往山上运肥、打坝修水利。 但副队长给我们做饭,只是五个人的饭,那时的饭很简单,就是蒸发糕,熬点儿小米粥,没油没菜的,菜都很少炒,比男劳力干活轻松多了,做完饭就回他窑里休息去了。不让他做了,显然不愿意。没想到这个要求刚刚被采纳,副队长就提出让我们开荒。 开荒的时候,北风呼啸,黄土满天飞,我们每天回到窑洞,就像土人一样,还舍不得每人一盆水,有时就几个人围着盆,用手撩着洗一下。累的一点劲儿也没了,我们还要自己挑水、做饭。 终于结束了开荒,当那天副队长说:“明个不用来了,地够用了,都接着回村干活去。”我们听了,全都跳着欢呼起来。 我们每个人的手在开荒中冻裂和震裂的都有。还磨出许多老茧和水泡,我的每个指甲两边都是很深的口子,流着血、很疼很疼,从家里带来的胶布都快用完了,手背粗糙的惨不忍赌。恐怕好多知青都经历了这段磨练,永生难忘。 但同时也锻炼了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使我们日后碰到多累的活都不觉得苦。

【陕北插队故事】(13)脸盆-尿盆-饭盆-脸盆2011-10-30 来队里的第一天晚上,我和秀琴把我从北京带来准备当洗脸盆的双料白搪瓷小盆当了尿盆,第二天我用开水烫完放到窑洞最里边,那天下午,副队长姚贵万给我们做饭,我和秀琴出去学挑水去了,回来副队长说晚上吃小米饭,已经闷在锅里了。我俩也没理会。 晚上副队长让我们去叫男生吃饭,他们住在我们山背面,那里是队里的豆腐房和粉房,平时也不经常用,我们需要下一个坡,再拐过去才能喊答应。否则站在我们女生院子里喊破嗓子他们也听不到。 我们回来后,副队长打开锅盖,端出一盆小米饭,天哪!我和秀琴都面面相对,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后来我说:“队长,你怎么也不问一下就用这个盆啊,这是-----” 秀琴拉了我一把,我迟疑一下。 副队长说:“咋啦?我看这白盆挺干净的,大小正好,就用它了。” 我说:“这是-----洗脚盆” 副队长说:“哦当甚了不得的,原来是洗脚盆,没啥没啥,脚比手干净,手又擦沟子(擦屁股)又抓粪的,脚穿着袜子、穿着鞋,脚比手干净。” 我们那地方的陕北老乡夏天大便完用树叶子擦屁股,冬天就地捡个石块儿或者土块,根本买不起卫生纸,而且那时二十五里外的公社都经常没有卖的,只有到四十五里外的县城才有那一张张黄的、方的,里边经常夹杂着碎草杆的卫生纸。 当地妇女都是用自己缝制的口袋装上灶灰来应付那一月一次的来潮,只有婆姨生孩子时才舍得进城卖点儿那黄黄的卫生纸,为了节约,还是炕上先铺上灶灰,然后才铺卫生纸。 副队长说的抓粪是指播种时,由于缺肥,都是把捣好的粪掺上种子放在胸前挂的簸箩里,走一步撒一把带粪的种子,两手交替操作,饭送来了,老乡拍拍手上的粪土就吃。 那天用当过尿盆的白瓷盆蒸的小米饭,我和秀琴都没吃几口饭,心里就觉得恶心。我俩只是老对脸偷偷笑。 男生倒没在意,反正不知道真相,饿了吃的挺香。 第二天队长依旧拿它蒸饭,因为没有合适的盆,我和秀琴也都吃了。 这样一直延续了好多天。 多少年来,每当想起这件事,总觉得当初瞒着男生,对不起他们。 从那天起,秀琴的一个盆也当了洗菜盆,我俩只能一人就一个盆了,每天洗完脸就接着洗脚。我和秀琴只好晚上如果一个想上厕所,就叫醒另一个,一起穿好衣服、打着手电、壮着胆子上厕所。每次也是又冷又心惊肉跳的,因为经常惊得房东的狗叫,还怕碰到野兽,因为山里不光有我们喜欢的野鸡、野兔,还有狼和野猪,听老乡讲于家沟的人还有打猎被豹子咬死过。 直到李岳恒进城买回了大大小小一摞新盆,活面和发面的大瓦盆、小瓦盆,洗菜的、盛汤的、蒸饭的-----。 我才收回那个白盆接着当脸盆。秀琴也收回了她的盆。并还清了向老乡借的盆等。 我们那时越吃不饱,肚子越大,熬玉米面粥都要熬三大盆以上,我和秀琴能喝三碗,男生能喝六碗。

【陕北插队故事】(14)砍柴遭遇2011-10-31 安家费下来后,村里有老乡找上门来,索要柴禾钱,搞的我们很纳闷。 刚到队里时,院子里有几捆柴,队长说是老乡们给我们的,后来还有不断送来的,我们还以为是队里在我们学会打柴前,让每家每户送来一捆呢。 来要钱的老乡说:队长说是卖给我们的,2分钱一斤,安家费下来就给他们钱。所以他们听说安家费下来好几天了,还没人给钱,以为安家费在我们自己手里呢,就来要了。 我们说:安家费不在我们手里,让他们再等等,我们去问。 我们刚来不会烧火,所以很费柴,眼看柴快要烧完了,我们赶紧去问队长,一打听才知道;这些柴确实是队长答应老乡用我们的安家费出钱买。 队长说:许多老乡都愿意卖给我们。 男生提出,我们每人每月国家给的生活费是10元,我们每月还要买菜、卖粮、买灯油,一捆柴100多斤,合2元多钱,烧水、做饭烧不了两天,那样可用不起,提出我们要自己去砍柴烧,并且可以把以前用过的柴都还上,安家费尽量省着用。 队长显得很为难,说答应老乡了,他都登记好了,老乡平时没有什么钱的来源,灯油都打不起,天一黑就睡觉,好容易卖个柴禾钱,还等着打灯油呢。 我们一听也心软了,最后和队长商量决定:以前送来的柴就按队长登记的、钱就从安家费出了,以后的柴不花钱买了,我们自己去砍柴。 二分钱一斤男生觉得太贵,说一分钱一斤差不多,最后协商定为一分五厘一斤,以前的帐一次算清。今后就别再送了,我们自己解决。 刚开始只是几个男生和村里的男人一样在上山干活休息时砍些柴回来,后来我们看到老百姓家家门前都有好些柴,也想多攒一些,快过年了,留着过年和下大雪天不能进山时用。再说刚砍回来的湿柴很难点燃,一般得晾晒好几个月甚至半年后才好烧。 于是我们五个向队长请了几天假,一起上山去砍柴。 砍柴是件很辛苦的劳动,村子附近没有,早被砍光了,要到很远的地方。路非常难走,有柴的地方一般都比较危险,几乎没有路。至少得五里以外才能打到柴,有时甚至得10到15里。 我们那里的山上没有大树,只是有一人多高的小树和灌木丛,好烧的柴如狼牙刺,又好点着,又耐烧,但刺很多,非常扎手,扎一下特别疼,还像是有毒,扎完有时就会肿起来。 乱木从中,有时很难下镢头,找不好位置,一镢下去,有的树枝反弹回来,像鞭子一样抽到手上、脸上,非常疼,还会留下一道道血印。 砍柴一般带上绳子和普通镢头就可以了。是从山下开始,一层层往山上砍,砍到山顶后,坐到地上,用镢头把砍倒的最后一层柴撬起来,用脚用力蹬、往下推,柴就会象滚雪球一样翻卷着滚下山。 然后我们再找柔韧好的细树枝编成绳子(老乡叫扭崾子)到山下把柴一根一根抽出来整成捆,需要捆结实,最少捆两道。不然路上散开滚得漫山遍野就麻烦了。 找一根粗细合适并结实的直棍,劈成两根和柴一样宽当杠子(老乡叫別棍)插到柴中间,上下各一根,别棍要插得平,高低前后要合适,插低了,头重脚轻往前栽,插高了,下山容易碰到地,走不快。插不直柴歪了,一肩高、一肩低,容易东碰西撞。 插好杠子,再把绳子从别棍左右穿过两道后背在肩上。从山里把它背回来也非常的不易。有时走到危险的悬崖边,还需互相帮助,拉一把才能过来。 (后来知道北京知青因为打柴摔死、摔伤的都有。我县刘家河公社刘党家沟村的知青组组长韩小顺,重活累活处处抢着干,就是到陕北插队还不到两个月,在山上干活休息时,他看到崖边有些较粗的柴禾,想把它拿上来,运回知青点烧火做饭用,没想到崖边土是松的,一下掉到几十丈深的崖下,不幸去世了。县里去年新修建的知青陵园有他的墓碑。) 有时我们各自在附近找地方砍,整好再一起回家。 一次,我一个人在一面陡坡上砍,刚砍到半山腰,一不小心脚踩到一排刚砍倒的树枝上,一滑摔倒了,随着我的惯性,砍倒的柴和我一起翻滚下山,我大声喊叫。 他们几个闻声先后赶来,却怎么也找不到我,因为我被卷到山下的柴禾团里了,当他们找到我后却束手无策,因为我象蚕被裹到茧里一样,他们如果用镢砍就会伤到我。 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把柴一根一根往外拽,柴本来是团着的,一拽就会被拉直,每拉一下我就象被鞭子抽一下,等我从里边钻出来,手和脸已是伤痕累累。从那以后我牢牢记住砍柴时脚下一定要踩在实地上,一定得站稳。 我和秀琴一捆柴一般都在八十斤以上,男生在一百一十斤以上。要从至少五里外的山上背回来真不容易,道路崎岖,有的地方根本就没路,一边走还得一边用镢头开路,走一会儿就会汗流浃背,实在走不动了,找个地方歇息一下,山风一吹,汗水湿透的后背拔凉拔凉的。远的地方中午都回不来,就像开荒时一样带饭、带水、烧炭火烤干粮,喝着凉风吃饭。 有一次砍柴回来,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大家都饿了回家心切走得很快,没有人说话,只有喘息声和沙沙的脚步声。我实在走不动了,渐渐落在后头,忽然感到头重脚轻晕的厉害,想休息一下,找个地方放下柴,心跳的非常厉害,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的感觉,浑身软的一点儿劲也没了。 秀琴走出一段,听不见我的脚步声,回头看不见我,放下柴,回来找我。 我说:“你先走吧,我歇一会就走。” 她不放心,说:“那哪行呀,我帮你背。” 她帮我把柴背到她的柴跟前,我还是晕的不行,浑身没劲。 我又对她说:“你先回去,反正谁也没法儿背两个人的柴,不行你们回来再接我。” 她只好先走了,我又歇了一会儿,还是没歇过来,随身带的手电也没电了,一个黑影嗖得从我身边蹿过,远处传来不知什么动物的叫声,估计是野猪,我不禁毛骨耸然,心怦怦乱跳,连忙背起柴去追赶他们。 走到村口,能看见

【陕北插队故事】(15)到陕北的第一个年三十2011-10-31 到陕北后第一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参加大队联欢会 我们砍回的柴够烧半个月了,回队没出几天工,一场大雪后,迎来了我们到达陕北后的第一个春节。大队要搞春节联欢,通知我们知青也参加,并要求出节目。 我和秀琴平时都爱跳爱唱,我从太原、她从承德一块儿转到北京铁九小的时候,不在一个班,但都到了学校的舞蹈队,我们一起演的女民兵,(飒爽英姿五尺枪)在学校曾演出过许多场,二七剧场、前门俱乐部、还参加过多次会演。 我们那时排练是二十多人,每次上场只挑十六人,我每次都能被先挑出来,很得意,我当时倒不见得跳的多么好,但我那时很瘦,身材好,舞蹈队长又是我们班班长朱才玲(她后来考上了师大女附中,那在当时是北京市最好的一所女子中学,我们全校就考上她一个)。有时有的同学都到场了,也化好妆了,但临上台了,还是经常被宣布拿下,哭得个个像个泪人,留在台下当观众、看管衣服、行李,看着很可怜。 当时那个舞蹈是和五十七中学的,老师为了让我们演出英姿飒爽的神气,曾带我们到军事博物馆找到警卫排长,训练我们踢正步,端抢,学了两周多。 后来我们在历次表演中都深受欢迎,每次演出完,掌声经久不息,都需要返场踢一遍正步走。有时甚至返场两、三次。 那时都是穿上一身绿军装,扎上武装带,戴上军帽,把辫子塞到里面,这样脖子显得很长,自己都觉得很神气。这个节目我俩都印到脑子里了,现成的。 我俩还准备了一个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抬头望见北斗星) 那年二月十六日,我们到达村里整二十天是大年三十。 那天晚上,大队长通知我队:谁家有马灯都带上,我队队长刘原明拿着他老爸喂牛用的马灯,我队男生借了侯老平时喂驴用的马灯,我们到了大队小学校的院子里参加联欢晚会,队里那时还没有电灯,我们到时只是院子四周吊了六盏马灯,我们和于家沟又各拿来两盏夹在中间。平时窑洞要是点一盏马灯都非常亮,可能聚光,但那晚没有月光,十盏灯院子都不怎么亮堂,黑乎乎的。灯光后我才敢休息,他们别人都回到窑洞了,秀琴要忙着做饭,让一名男生返回来接我,那时挺好面子,不让人家替我背,执意让他先回去。 我又歇了一会儿,才慢慢爬上坡,到了院子我一下子就瘫软到地上了。 (多年后,我才知道,那种情况,我是肾上腺瘤引起的低钾血症,弯腰多引起当天的发作,现在百度搜:祝你健康郭文敏,有北京电视台介绍) 那时年轻,第二天就休息过来了(那时候吃土豆多,土豆含钾多,我想是否那晚吃了土豆)感觉好一些,接着和大家一起去参加砍柴。 人多力量大,几天后,我们终于砍回了一垛柴。每个人也被扎的伤痕累累。 那时我和秀琴天天回到窑里,第一件事是找针互相挑刺。每天都能挑出许多个。 四年中经历的砍柴的故事太多了------。 隐约记得好像开始还点着火把,后来灭了。 三个生产队来了不少老乡,我们难得见到了大队的知青们,很是亲热。 大队知青和老乡们都准备了不少节目。 一个唱(天上布满星)的个子非常小,像四岁左右的当地小女娃唱得很有感情,调拿捏的很准,那么长的歌词她都记得很清楚,别的老乡讲她都八岁了,是个私生女儿,妈妈十二岁生下她,后来嫁人走了。说这个女孩太精了。心眼坠住了,所以不长个了。那个歌的歌词是: (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絮涌上了我心头,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地主逼债好象那活阎王,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我欠他的粮,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可怜我这孤儿飘流四方。不忘那一年,苦难没有头,走投无路入虎口,给地主去放牛,半夜就起身,回来落日头,地主鞭子抽得我鲜血流,可怜我这放牛娃向谁呼救。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世世代代不忘本,永远跟党闹革命。) 一个早年间下放到村里的干部刘安士二胡拉的很好,他的婆姨高秀兰嗓子也很好,夫妻俩边拉边唱,唱的秦腔,我们知青一点儿不会欣赏,老乡们倒是听得津津有味,不停地叫好、鼓掌。他俩夫妻恩爱感情非常好,也很浪漫,平时走到哪里唱到哪里,见什么就能唱什么,还很乐观、风趣。俩人总是形影不离,很是令人羡慕。他俩还一直是队里的文艺骨干。 老乡们还表演了夫妻识字。还有独唱信天游的,说快板的及陕北风味的一系列节目。 大队知青人多,八个女生、六个男生,二重唱,唱的很有气势,深受老乡欢迎。唱了一支又一支歌。男生自编自演的三句半逗得老乡哈哈大笑。她们八个女生也演出了舞蹈、表演唱。 我们的节目排的靠后,那时还在数九天里,有的老人怕冷,有的乡亲孩子小,院子里冷,时间长了也受不了回家了。 为了院子亮堂,马灯开始都调到最大亮度,很费灯油,有的马灯没有油了,队长在不停地调灯捻,渐渐有的马灯灭掉了。队长把备用的两盏马灯也点着用上了。 轮到我们俩演出时,人走了一半了,我俩觉得观众这么近,也没有伴奏,一边跳一边还要唱,还有点儿不适应。好在这些歌知青都会唱,大队的女知青们主动加入伴唱,增添了一些色彩。我俩比上大舞台还紧张。天气冷穿的也多,没有发挥好,稀里糊涂就下来了。 联欢会结束后,我们依依不舍告别了大队知青,和老乡往回走,天很黑,路很难走,有些积雪还没化,我们五人插开走,因老乡大部分没有手电,我们好给他们照路,但还是有人不时摔跤。 白天走二十分钟的路,晚上看不清路,加上有老有少,走了约半个多小时。终于我们南沟的人回到村里了,于家沟的人还要继续行五里才能回到村。好在他们村是显得富一些,好些人有猎枪,经常打猎,所以许多老乡都有手电。 回到窑洞,我和秀琴还处在兴奋之中,还在叙说着刚才的不足,我们以前演女民兵是十六个人,俩人演没有气势,我们直后悔没演好。 这次联欢忙的使我们年三十顾不上想家。

【陕北插队故事】(16)我和爱爱的故事2011-11-4 我们两个女知青在郭大娘的这孔窑洞住了一年半,后并到瓦石头大队。 这张相片是1970年照的,那年我19岁,刚下完雨,我穿着雨鞋,鞋上沾满了泥。 《到陕北的第一个大年初一感受全村百姓温暖》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七日,是大年初一,也是我们到村里整三周。 一大早,郭大娘的小女儿猴链推开一道门缝,探头探脑往里瞧,我和秀琴招呼她进来,她让我俩看妈妈做的新棉袄、棉裤。我和秀琴正在夸耀,房东郭大娘给我们送来了摊馍馍,猴链非常瘦小,平时郭大娘总爱背着她,趴在妈妈后背上像个小猴子,一双月牙眼、弯眉毛、总是笑眯眯的,后脑勺上总是梳着一个细长细长的小辫子,一笑两个小酒窝,非常可爱。 陕北的娃娃没有毛衣、绒衣,秋天脱了单衣就穿头年的旧棉袄,里面没有衬衣,外边没有罩衣,没有手绢,擦嘴、擦鼻涕、擦眼泪都用袖子,到春节时穿了一年的棉衣,已经成了脏兮兮、油光光的破衣服了,有的还露着棉花。他们一年就春节能保证穿上一件新衣服,基本家家孩子都能穿上新棉袄。老百姓家家都有纺车,自己纺线,自己都会织布、染布。 我送给猴链一把杂拌糖,一把动物饼干,秀琴也拿糖给她。那年月,离开家时,家里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可带。妈妈给我买了二斤杂拌糖和二斤动物饼干。 那时杂拌糖有好多种,价钱也相差很多,妈妈特意到王府井百货商店大楼一层给我第一次买的最贵的杂拌糖(里面有大白兔奶糖和各种味道的奶糖、夹心糖、高粱饴软糖、酸三色硬糖、红虾酥、椰子糖等)。我从小不爱吃糖,妈妈当时买这些吃的就说是让我送给老乡的,怕我们出门在外受欺负,在家时一再交代让我们和老乡搞好关系。郭大娘四十六岁生的猴链,这是她最小的一个孩子。所以非常疼爱她。郭大娘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只活了八个,一个儿子、七个女儿,现在五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儿子郭志清一家住在坡上,跟前就猴链和辽了,辽那年十二岁,在大队瓦石头学校上学,猴链那年七岁,在我们南沟村小学读一年级。 郭大娘家的孩子(包括孙子辈)个个都聪明、漂亮,心灵手巧,陕北那时买卖婚姻,娶个媳妇要花四、五百元,漂亮的、手巧的价格就高一点儿,娶媳妇花钱对当时当地的老百姓可是个不小的数目,郭大娘家女孩多,日子就显得过的相对好一些。 南沟村小学校就在坡上郭志清家的一间原来放杂物、堆柴草的木板房里,南沟村只有一到三年级,于家沟的孩子也来这里上学,老师张金成是于家沟的,学生到四年级就上瓦石头大队去上学了。我们来之前,两个学校都放寒假了。 我看猴链的手膻得厉害,就用热水给她泡了泡,泡红了,搓掉泥,抹了点儿从家里带来的雪花膏,她高兴地跑出去让妈妈闻。她们从来不用这个。 秀琴看她还没梳头,让她回家拿来梳子给她梳好了小辫子。还把从家里带的一个小花卡子给她别上,我也拿出一条粉绸子给她系上,梳完拿镜子给她照了照(我们刚到那时怕传上虱子,不敢让她们用我们的梳子,但后来还是都被传上了)。 梳好头,秀琴把放在箱子上的一个镜子递给猴链。她不好意思,羞答答、笑眯眯地对着镜子照了半天,然后还给秀琴镜子,跑回家让姐姐、爸爸、妈妈看去了。 一会儿,坡上郭志清一家送来了各种图案的馍馍(有的像兔子、有的像刺猬、有的是寿桃、有的还点着颜色)我连忙给他们孩子发糖和动物饼干(他家那时有八个孩子,大女儿出嫁了,跟前还有七个)孩子们接过来高兴地不得了。秀琴也把家里带来的东西给他们分。 记得刚到村里第二天,我就给他们吃过杂拌糖和动物饼干,当时他们一个个眼睛瞪得大大的,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吃的,当时郭志清家的不溜(排行老七,那年也就四岁)问了我好几遍:“这个能吃吗?”,我回答三遍能,她还不剥纸,我才意识到她从来没吃过,也不知怎么吃。 于是,我剥了一块儿大白兔奶糖放到她嘴里,让她慢慢含着,谁知她马上嚼着吃完了还要。后来每天一见我就问:“还有糖吗?”开始我给她一块把她打发走了,她拉着妹妹老八红娃(那年才两岁多)也来要。她的哥哥,姐姐们自己不好意思要,也让妹妹们来要。 我那时也是想留着过年给她们,就说:“没有了。过年家里就寄来了。”后来她一见我就耸着肩、歪着头、望着我问:“糖寄来了吗?”多么天真、可爱呀!终于等到过年了,她们又吃到我给的糖,所以别提多高兴了。 那天村里的老乡一家一家来送东西的很多,送摊馍馍的最多(因他们只有过年才做这个),还有送枣馒头的,村支书记、队长、副队长、生产组长、几乎家家都来了。那时我们第一个月的粮食快吃完了,真是雪里送炭,够我们饱饱吃两天了。 郭大娘知道我们缺菜,还送了点儿酸菜和腌萝卜干,那是我们更喜欢的,因一个月才能进城买一次菜,经常没菜吃。 我的糖可不够发了,没送全就没有了,直后悔带少了。秀琴的也发完了。 说起发糖的故事,我不得不提到我和爱爱的故事。 (原来准备按顺序写,还没写到那个时间呢。) 郭志清家的老五那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脸圆圆的,皮肤很白很细嫩,眼睛不大但透着聪明,眉毛细长,很爱干净,头发总是梳的光溜溜的,从小就像个书生。他是不溜的哥哥,小名叫爱爱。 70年上半年南沟小学一开学,为能让大多数妇女多出工,村里准备开办学前班,可是学校那时只有一个张金诚老师,他提出一个人带这么多的班太困难,要求增加一个人,队长决定从我们知青中找一个,当找到我的时侯,我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 这里的上课方式不同于正规学校,没有正规的桌、椅、都是用五花八样的破木板钉成的桌子,学生自带家长钉的各式各样的板凳,书包就放在腿上,一个年级上课时,其他年级的就做作业。因为在同一间房里相互干扰,有时二、三年级的课文一年级的也能跟着背。 第一天上课我就遇到了难题。当张老师把我介绍给同学们时,他们显得还挺乖的,但当我单独一个人上课时,他们就开始欺负我了。念课文故意拖长声,怪腔怪调的。尤其是房东家老要糖的“不溜”,那年才五岁,新入学前班。我来队里一年多了,她几乎天天到我窑洞里玩,和我太熟了,她像个男孩子,非常淘气,那天可能也是想在于家沟的孩子面前显示她和我很熟,所以她最不听话。随便说话,下座位乱跑,和我顶嘴。口口声声喊着说:“我不怕你!”可把我气坏了。 于是我就想来个“杀一儆百”震慑他们一下。我把不溜拽到教室的前面,狠狠批评她,可能我当时太生气了,动作有点儿生硬,一下激怒了她那三年级的哥哥爱爱。 为了妹妹,爱爱冲到我跟前,大喊:“滚出去,这是我们家的房子。”一边喊,一边还拿头顶我,往外推我。不溜也扑上来狠狠咬了我的手一下,嘴里喊着:“三娃、红娃、快来呀!”(她的姐姐叫三娃,当时上二年级,妹妹红娃刚三岁,也是刚上学前班)。 我记得当时三娃和红娃都没动,还坐在凳子上吃惊地看着眼前突然发生的一切。 房东家的孩子多,光在这里上学的就有爱爱、三娃、不留,红娃、还有他们的姑姑猴链五个。我当时才十九岁,突如其来的情况让我始料不及,不知所措,只是觉得平时对他们那么好,心里感到非常委屈,我哭着要去找队长说不干了。 张老师在坡下休息室听到爱爱的喊叫声赶到教室,把他们狠狠批评了一通,又找来孩子的家长,让爱爱给我认错,爱爱很不情愿地向我认了错。第一天当老师就这么一波三折地熬过去了。 这之后就顺当多了,在房东和队长及张老师的关怀和支持下,我和学生渐渐建立了感情,工作也越来越有兴趣。我除了下边努力备课,尽量把文化课讲得生动一些外,还经常在课间时间给他们讲故事,教他们唱歌、跳舞,给他们缝包,做毽子,和他们一起跳房子、抓羊拐、跳绳。 那时经常给他们讲北京,讲天安门……他们都很喜欢听。尤其是爱爱,每天放学后还经常缠着我讲北京的故事,有的听了多少遍都不腻,他经常盘着腿,坐在我们窑洞前的磨盘上,每次都左手托着右胳膊的肘关节,右手托着腮,一动不动、听得聚精会神,还不时提问。 我说:“北京的柏油路很平、很平。” 他就问:“有磨盘这么平吗?” 我说“从天安门广场走出二十五里都看不到山。”(因为他知道公社到我村是二十五里) 他就问:“那你们一定是住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垣上吧?” (陕北管山顶上叫垣,只有山顶上才能看到较大的所谓平地。) 记得六月的一天,我的脚腕子忽然钻心的疼,之后长出一个大毒疥子,慢慢地感染了,发起烧,连脚和腿都红肿起来了。吃着家里带来的消炎药也不管用。 有一天,我趿拉着鞋,一瘸一拐的来到学校,脸烧得通红,副队长姚贵万正好到学校送报纸,张老师指着我肿得穿不上鞋的脚和烧的通红的脸让队长看。队长说:“这不看哪儿行呢?” 可是我们队离公社卫生院来回有近五十里路,我自己根本无法走着去看病。 队长找到喉唠,给我派了一头老毛驴儿,说这头驴最老实,保证摔不了我。 我一看是那头平时推磨打都不肯走、连毛和牙齿都快掉光的老毛驴,说这么远的路它顶不下来。队长说别的驴都派出去干活了,只剩它了。知青那天都上山割麦子去了,离村子很远,一时找不回来。张老师说派一个学生陪我去,为的是帮我牵驴。 爱爱自告奋勇,非要陪我一起去,他当时只有九岁,我说太小,来回那么远的路,吃不消的,找个大点儿年龄的(那时学校有上学晚的,十多岁的女孩)。 但爱爱一再坚持,他说:“我前一年就和大人到公社接过知青,没觉得累。今年又大了一岁多,到公社走一个来回肯定没问题。”张老师一听,也只好同意了。 爱爱的四姐跳娃正在院子里吆喝驴推磨,听说后回窑里给我们拿了几个玉米面饼子用屉布包上。 我连水壶都忘了带,只慌慌忙忙带了钱,拿出军用挎包装上干粮,然后骑上毛驴。爱爱牵着驴缰绳,拿着鞭子,就这样上路了。 去的时候一路上给爱爱讲着故事,他听得也津津有味。经过了瓦石头大队、林瓦大队、二圪台、三圪台大队、高家川大队,但那头老毛驴见路边有草就去吃,牙不行嚼得很慢很费劲,六月天也热,见水就去喝,走的很慢。 我和爱爱饿了停下来坐在路边啃口玉米饼子,渴了找点儿山泉水跪下一条腿用手捧着喝。我以前只在窑洞前试着骑过驴玩,没骑过它上路,第一次骑着上路还是这么远的路,一颠一颠时间长了我的腰感到酸痛,加上还发着烧,浑身关节都很疼。 我和爱爱都没怎么来过公社,也不认识路,每到岔路口,都是任这头驴带路,好在这头老毛驴可能来过不少次,很识路,一点儿没走错,过了中午才终于到了公社卫生院。 公社医院就一个医生,中午回家吃饭了,我们只好等到下午医生上班才能看病。时间还早呢,我们只好先到了供销社。我原想给爱爱买点儿糖块和饼干,结果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 售货员说:一个月才从县城进一次货,以前糖和饼干根本卖不动,自从北京知青来了,每次没几天就都被住在公社附近的知青买光了,说下次再多进点货吧。 真是令人失望,我们平时哪有时间跑这么远来公社。 我一看有卫生纸(一张一张的,黄色的,没有包装,有的纸上还有没粉碎的麦秆呢)那也赶紧多买了点儿,平时来了也很难买到。 终于等到医生来了,(还是一位好心的公社工作人员帮我把她从家里找来的。因早已超过了上班时间了她还没有来。) 那位医生看了我的腿肿的那么厉害很吃惊。 问我:“怎么这么严重才来看?” 我说:“我们村子离这里太远了,来一趟太难了。” 她给我试了表,说:“烧的挺高的,先打一针退烧的吧。” 然后又说:“这么厉害,还需要打青霉素才能消炎。” 她先给我做了皮试,还好没有过敏,先开了六针。 医生又说:“建议你先住到高家川知青点儿,离公社近,每天好来打针,打完三天估计好不了还得继续打。” 我回答:“我不认识那里的知青。” 医生说:“我可以给你写个条子帮你联系,说明一下情况。” 我说:“那我的学生还有毛驴呢?吃住怎么办?而且也没法通知队里呀,”。 大夫说:“那就是你和他们商量的事了。” 我记得听队里老乡说过队长刘原明的爸爸刘生武会打针,就在公社打了一针,剩下的五针就都带回来了 (以后续写回来打针的可笑又可怕的故事、相信很多人都闻所未闻)。 回来走到半路上,爱爱累了,渐渐地落到了后头,我让他骑上毛驴,我陪他走。 他说:“不行,你的脚根本走不了路!” 我下来走了几步让他看,说:“老师打了针了,不疼了,也不发烧了,能走。” 可他心疼我,跑到远远地喊:“你不骑上去我就不过去!” 僵持了一会儿,我只好再次骑上毛驴,爱爱远远地跟着,手拿着鞭子,我要也不给,我只好捡了一根树枝自己牵着驴缰绳、赶着驴走。 六月的天,骄阳似火,那头驴也累了,不打不走,走走停停,一到水边就热的一劲儿喝水,后来那驴打也不走了,还直打哆嗦,我下来一检查,发现驴的两个肩膀都被鞍子磨破了,露着肉,渗着血,看得我直肉麻,我也很心疼。 我那时不怎么会骑驴,死死地压在它身上,不会一颠一颠地配合,一百斤的体重、这么远的路确实够它受的,我的身体也觉得颠的快要散架了,我只好给它两边肩膀垫上刚买来的卫生纸,一瘸一拐地赶着它走,好在我退烧了,浑身不那么较劲了,我们就这么一前一后在山间崎岖不平的小路上默默地走着。 我想给爱爱逗开心一点儿,但讲什么他都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了,连平时最爱听的北京的故事也没兴趣听了。他那年才九岁呀,这么远的路真是够难为他的,我的心里也很难受,路上一个人也没碰到,没人能帮我们,我们只有鼓足力量坚持再坚持。 天黑前我们终于回到了队里,爱爱的妈妈在村头等着接我们呢,爱爱那时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我们是早上第一节课走的,这么晚了,她的妈妈也很不放心。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把毛驴还给了饲养员喉唠。 (请看10月24的《半夜惊魂》和25日的《神秘的饲养员喉唠》就了解喉唠了) 喉唠检查完驴肩膀,心疼得唉声叹气、直嘬牙花子,但他知道我俩也不容易,看看没有我抽打驴的痕迹,再看看我垫的卫生纸,知道我也心疼驴,没像平时那样哇啦哇啦发脾气。 我把爱爱带回我住的窑洞,给他一些那年回家带回的动物饼干和五颜六色包装的杂拌糖,他用衣襟兜着,顿时忘了疲劳,兴高采烈地跑着去跟妹妹们分享了。 若干年后,爱爱考上了延安师范大学,给我来了一封信,信里其中提到说:“他至今都不能忘记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和奇形怪状的饼干-------。” (那时的玻璃糖纸五颜六色非常好看,我还喜欢收藏糖纸,在北京时,经常去卖糖的柜台,看见自己没有的糖纸就买两块回来,给弟弟、妹妹吃糖、我留糖纸,回来夹在红旗杂志里,夹了好几本,有时还和同学互相交换没有的,) 爱爱是南沟村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 后来,听回瓦石头队的知青讲,他已是从县职高学校的老师提拔成副校长了。我就觉得距离他更远了。但我一直惦记着他。 二零零三年国庆节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而激动的声音:“你是郭老师吗?我是爱爱。” 我一听也很激动。连忙答:“我是,你在哪里呀。” 他说:“我现在是站着北京的土地上给你打电话,心情特别激动,我来北京好几天了,一直在找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特想见见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因为我小时你对我说:你那么爱听北京的故事,将来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就能有出息,就一定能上北京,我牢牢记住这句话了,就拼命克服一切困难努力学习,高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延安师范学校,第一年只差几分没考上,我没有后门,所以没被录取上,我不气馁,接着复习第二年重新考,我终于凭自己的实力考上了,我最应感谢的是你。” 他那次是随旅行社来的,是第一次来北京,马上要离开北京了,正在军博参观。汽车就停在军事博物馆的院子里,一会儿别的人参观玉渊潭公园,他能有时间和我们说一会儿话。我们约在军博西侧,面冲长安街的座椅上见面。 我只来的及通知了秀琴和玉纹姐,我和秀琴一块到达军博车站,我俩都很激动,想象着他会是什么样子了,还能认出他吗?我们离开陕北时,他才十一岁,如今四十二岁了,变化一定很大,快到约定地点,我们还是同时认出了对方。玉纹姐也赶到了,匆匆忙忙我连相机都没带,幸好秀琴带了,留了几张相片。 我记得爱爱当时说:“北京真大呀!颐和园太美了,我一定还要来的。”二零零四年十一月,爱爱已是县教育局的一名副局级的领导干部了,到中央电视台做节目,特约我们南沟队的知青到西直门旅馆聊天。那次我和秀琴、陆民、杨林都去和他见面了,只是没找到李岳恒。 那次聊天时,爱爱曾问我:“还记得我家不溜,老追着你要糖的事吗?”这样,才使我回忆起了前边讲的杂拌糖的故事。 (我们在陕北的那些年,县城只出售一种黑黒的水果糖,很普通的包装纸,一种长方形好像带有粗粮的饼干。但老百姓很少到县城,去了也买不起,有的婆姨一辈子都没到过县城。) 那次我们还一起吃了饭,了解了一些队里的情况。 他说队里老乡常常念叨我们,清楚地记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他还说:“当地老乡都把你们知青当神话一样地传说。” 那次我想到陕北缺医少药,送他一套刮痧药水和刮痧工具,告诉他怎样拿这个治疗一些常见病。 二零零九年(前年)爱爱又一次到北京来时,给我们五人每人带来一个陕北的西瓜。他约我们村五个知青到西客站一个宾馆见面,可惜那次他时间紧,我也正在生病没能见他,只好让我爱人代替我给他捎去一本《吕教授刮痧大辞典》和北京电视台二次专门送来的光盘。那次我俩在电话里聊了好久。爱爱说陕北退耕还林了,村民都不种地改种果树了。瓦石头大队有的村民家里还打了井,不用到山下打水了。 我爱人把那个陕北的西瓜拿回来了,我们一家三口分享了,吃到嘴里很甜很甜,心里更甜。

【陕北插队故事】(17)学推磨闹出的笑话2011-11-8 《想起那头老毛驴,笑得我眼泪流》 我还在修改我和爱爱的故事那篇博文,一边改一边笑。 我想:如果杨秀琴或者那三个男生看了我这篇博文,不一定记着我那年久治不愈的脚,但相信他们都会记着那头老毛驴。 那头掉了牙的老毛驴,脱了毛的老毛驴,那头推磨打都不肯走的老毛驴,让我们每个人都没少着急的老毛驴!!! 相信他们这辈子都不会忘记,我想他们每个人看到我描写的那头驴,那头灰色的老毛驴的影子就会栩栩如生地从脑子里蹦出来,每人都会开心地笑出声的。 反正我这一年了,只有这次写这头驴的时候,第一次笑的这么开心,笑的眼泪都出来了。 其实细想想,又觉得辛酸,那头驴也很可怜,那么老了,吃都吃不动了,人们还逼着它干那么重的活,不干还要挨皮鞭,真是生命不息。劳做不止。 陕北的驴可能吃的料不足吧,个子很小,双腿一蹦一翘腿就上去了,上山时还要把腿抬高点儿,不然就蹭到地了。前些天电视上看到退役的军犬都有养老的地方,直到死。当然,这头毛驴不能和军犬比。 其实我插队时,没有使劲抽打过一头牲口。因为它们不累时是不会偷懒的。 《第一次推磨闹出的笑话》 我刚到陕北时,学套驴推磨的时候,开始不会套驴,第一次就闹出笑话。 首先我就怕驴,第一次小心翼翼地靠近它,生怕它认生踢我,给它戴眼罩时,面对面的,它呼出的热气喷到我脸上,我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它摇晃着脑袋,左躲右躲,还不时后退。 我好不容易才给它戴好眼罩,然后又去戴驴肩膀,这时紧贴它的前腿,我生怕它尥蹶子,尽量把我的腿离远点,摆出随时准备逃跑的架势,伸长胳膊费劲地给它系上,终于又完成了一道程序,再去捆连接磨盘的杠子,手忙脚乱了半天,还是忘了把驴缰绳捆到磨盘上,也没把驴肩膀与杠子的绳子系好。 自以为准备就绪了,然后学着老乡的样子,轻轻拍打一下驴的屁股,“得球”一声吆喝,这头驴倒是不认生,猛一使劲就往前走了,驴以为套着沉沉的磨盘,结果一使劲,连接杠子的那些绳子掉了。 戴着眼罩驴看不见路,拖着缰绳和驴肩膀上挂的带子径直朝柴禾垛走去,柴垛旁边就是深沟了,我也慌了,忘了怎么喊它停,大喊了好几声:“站住-----、停-----、驴----,”叫什么也不管用。 驴肩膀上拖着那一堆长长的带子还把驴的后腿绊了一下,它打个趔趄接着走,眼看撞倒柴禾垛了,我也不敢抱住它,爱爱的四姐跳娃正从坡上走来,嘴里只发出:“啧啧”轻轻的一声,驴就停住了, 跳娃把驴给我牵回来,笑的直不起腰来,我惊吓之余也跟着苦笑起来。笑罢后跳娃过来帮我套驴。这下我仔细观察才学会推磨怎样套驴捆缰绳。 那次多亏跳娃的帮忙,套上磨盘,一边吆喝驴,一边还要往磨盘顶上的孔里倒粮食。我开始连磨盘眼都找不到,后来粮食倒进去塞得太满太实了又不往下走。跳娃教我往磨盘眼里放个粗细合适的柴棍就好多了。 另外还要把磨出的粮食盛到簸箩里,要反复磨好几次才能磨成面呢,要是我一个人,手忙脚乱都不知怎么办了。 后来知道喉唠那次给我派的是最好的那头驴,想想直后怕。万一那次把驴绊倒摔伤了,对全生产队都是个损失。

【陕北插队故事】(18)学烧火燎了我的眉2011-11-11 《第一次烧火做饭的故事》 刚到陕北时,我们做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不会烧柴,几乎所有的陕西插友说到此都有感受。记得第一次我们知青灶单独做饭,时间是我队男生为我和秀琴争到的,和当地婆姨一起干活,早收工一小时回家做饭。 那天,我和秀琴干的活就是在坡下捣粪,离家很近,在路上就商量好,回到窑里我烧火,她和面,吃贴饼子熟的快,一个锅,还要熬粥呢。 可是到了窑里,我怎么都点不着那个柴禾,我俩那时连写信的废纸都不舍得扔,费信纸一烧就没了,柴还是没点着,可能我们刚打回的柴太湿了,那时找张引火的废纸都很难,全村只有学校有报纸,可那时学校放假了。 秀琴面都快和好了,于是我急了,往柴禾上浇了些点灯用的煤油,用火柴一点,“砰”的一声火着了,但我的眉毛也燎着了,火辣辣地疼,还喷了一脸黑灰都不知道,本能地跑开了。 秀琴一看火着了生怕再灭了,学着老乡的样子,趴到灶火前,她吹了一会儿,柴终于着起来了,我说眉毛和脸都疼,她望我一眼,指着我的脸,突然大笑起来了,我同时也看见她那个平时红扑扑的脸也满是灶灰,于是我也指着她傻笑了起来。 我俩赶紧去照镜子,我从镜子里看到:自己那两道浓眉毛都快烧没了,黑白相间的脸像个挖煤的煤炭工人,用手一摸眉毛都焦了,耳朵两边和头发帘也燎焦了,用手把烧焦的头发一捻,就成了碎沫沫,还一股烧糊的味道。 我赶紧打了盆水,用水洗了洗脸,火辣辣地疼,洗完再一照镜子,脸又成了红色的了,显然构成轻微烧伤了。 虽然来时从家里带了些常用药,但没有治烫伤的药,翻来翻去找出家里带的清凉油,抹上不那么火辣辣地疼了,可是辣眼睛,弄得眼泪直流,就像哭了一样。 秀琴往火里添了柴后,一会儿火又灭了,她也学我用煤油点儿火,我连忙说:“躲远点儿!小心点儿!” 结果她的头发帘也被火燎了一下,还好,有我的教训,躲得远点儿,不太严重。 可火着了一会儿,一填柴,又灭了。无奈,也不敢再用煤油了,(那时煤油得到二十多里外的公社去买,一次就卖二斤,质量很差,有时还没货。)煤油还要点灯用呢,男生都快回来了,我队男生可会过日子呢,看见我俩用煤油点火肯定心疼。 我俩商量一下,还是找房东郭大娘帮忙吧。 郭大娘很热情,放下家里正在做的饭,让猴链看着火。就在灶旁抓了两把麦草跟我们过来了。(人家七岁娃娃都会烧火。) 大娘把灶火里的柴掏出来重新架好,大娘说:“你俩柴不能平平地码放,空气流通不进去,所以柴禾才把火压灭了。” 大娘在灶膛最下面放了点儿麦草,把麦草先点燃,又掘一把柴尖尖握在手里伸进燃烧的麦草上点燃,然后把柴尖尖冲下,火苗就呼呼地往上窜,火苗着大了,再把这燃烧的细柴塞到架起的大柴下,火就呼呼地着起来了。 刚来时队长给我们做饭,每天拿来些干玉米杆或玉米根引火用,后来他做饭,我们就到队里干活去了,收工回来就吃饭,所以没学会烧火做饭。到队里的第二天下雪没出工,队长做贴饼子给我们上过一课。 大娘看见火着起来了,嘱咐我们说:“柴要架空烧,我先回家把饭蒸到锅里再回来帮你们啊。”说完就急急忙忙回去做饭了。 锅快开了,秀琴打开锅盖学着那天队长的样子贴饼子,第一个饼子手离锅不够近就甩出去了,结果没贴住,掉到锅里了,第二个离锅近才出手,饼子倒是贴上了,烫到了手指头,我赶紧让她去抹点清凉油。 我往火里加了两个粗柴好耐烧点儿,洗了手接着去贴饼子,也是手离锅远了贴不上,离近了也烫了一下手指。 大娘回来了,看到锅里的饼子,忙用小铲往外捞,有的化了,捞不出来了。 大娘连连说:“着剩(啥)急吗,哦(我)说好来帮你们贴。不会慢慢学,么(没)啥难的”饼子终于在大娘帮助下贴到锅里了,大娘放心回窑看她的锅去了。 男生收工回来了,每人用镢头挑着一小捆柴,(干活休息时砍的)。 我俩感到很内疚,忙说:“对不起!饭还早呢!” 怕他们看见我俩的狼狈像,我俩都挤到灶火前,那里比较黑,煤油灯在一进门炕上的箱子顶上。 他们看到我俩急得在灶前忙碌添柴的样子,连声说不着急。 我俩东躲西闪、吃饭时虽然窑洞的煤油灯不亮、还是被他们看到了烧焦的、短了一截子的头发帘、和我的快被秃的眉毛,以及闻到了烧糊头发的味道(那时我们在南沟吃饭,三个男生上炕坐在我俩的被垛子上吃,我和秀琴坐在炕下的一条长板凳上,饭就摆在炕中间,所以吃饭时面对面)。他们再三询问,我俩说出了实情。 听了我俩的叙述。一位男生说:“那煤油有问题吧?干活休息时,听老乡聊天说:怀疑公社卖的这批根本不是煤油,是柴油兑的汽油,下次还是小心点儿吧。” 我说:“你们明天就挖点儿玉米根回来引火吧,队长做饭时就是用那个引火,好像还不错,咱们再找队长要些麦草,大娘就用的麦草,还说麦场上堆得多着呢,找队长打个招呼就可以拿。” 饼子熟了,粥也不用熬了,掉到锅里的捞不出来的饼子就成粥了。 男生吃罢饭,陆民和杨林主动抢着去挑水了。 李岳恒找到队长家打了招呼,抱回一些麦草。 第二天男生收工回来,每人都背了一背玉米根根,够烧好多天的,人多心齐力量大。 后来我们不管男女生,全都学会了做饭。 但那第一天的烧火做饭经历、我想这辈子是忘不了的了。

【陕北插队故事】(19)陕北饺子叫扁食2011-11-13 我记得在陕北插队时,每户村民自己家养的猪,都没权利自己杀,全是交队里统一批准宰杀,全大队分。大队养猪也有分配任务,有的村民粮食紧张,没有多余的剩饭和时间不想养,队长还各家各户做动员。 喂猪夏天好说,有树叶、野菜可喂,冬季饲料就紧张了。每家每月还要交五斤麸子给队里喂大牲口。陕北几大怪那句老太太上树比猴快,我们那里指的就是老太太上树摞树叶喂猪。 全队一共养了多少头猪,都有登记,要确保完成上级征购任务后才能决定自己队里一年内能杀几只,只有过年、过节大队才会杀猪。分到的猪肉后,除了养猪户,其他户还要付钱给养猪户。当地村民不爱吃下水,那时一斤猪肉六角钱,一只猪的心、肝、肺加起来算一斤肉钱,我们知青都喜欢要这三样,加起来多少斤呀,只六角钱。 第一个春节,大队杀了猪,让我们领回按户分到的肉,男生听说后,立刻端着盆飞一样跑去领。去了两个人,来回六里地好换手。 那时村里平时根本吃不到肉,我记着到队里吃完第一顿饭后,整整三周好像就没吃过肉,我们常常念叨;当天到队里那顿羊肉臊子面怎么就没多吃点儿。 领回肉,我们准备包顿饺子,房东大娘听说后,怕我们不会包,过来给我们帮忙。她们管饺子叫扁食,不是擀皮是捏皮,捏成一个窝窝后再往里填馅,我在北京家里也常常包饺子,但家里都不是我调馅,擀饺子皮和包饺子我都会。 我一看郭大娘虽然手很快,但也没擀的皮快,而且皮也厚(陕北包饺子,锅烧开以后才开始包,包一个往锅里丢一个,最后一锅捞,第一个下过的饺子都能保证不破,可见皮有多厚)。于是我就擀皮让大娘看,杨林也会擀,大家基本都会包, 大娘看了说:“看把这些娃能的,还会包饺子,确实擀皮就是快嗷。”说完放心回窑了。 中午我们五人吃上了来陕北后的第一顿饺子。因为缺少调味品,连酱和酱油都没有,就别提香油、味精了。加上没掌握好盐,很淡,所以没什么味,但是肉很鲜,而且毕竟开荤了,那我们蘸着当地的米醋,吃的也很香。 当地有猪绦虫病,我们在县集市上也买过被感染的猪肉,当地称痘肉,也叫米猪肉,但我们那时舍不得丢掉,也都吃了。(我们知青自己养的猪也被感染过)万幸的是,我们知青懂一点儿常识,不用这种肉包饺子,怕时间短煮不熟,杀不死虫卵,我们都是煮透了再吃,没发现被感染过。 (那时姐姐曾给我寄过一本《农村医生手册》很厚一本,基本常见病都能查到症状、诊断、和治疗方法,那里也有猪绦虫病的介绍)

【陕北插队故事】(20)和男生PK擀面条2011-11-16 《第一个大年初二,和杨林PK擀面条》 记得六九年的大年初二,第一个月的粮食快没了,但是过年了,男生吃过早饭临走时我们商量,准备把仅有的一点儿白面中午做顿面条吃。晚上还有老乡给的摊馍馍和白馒头。 中午杨林很早就来到我们窑洞了,那时做饭都在我们女生窑洞。 他说:“我在家就会擀面,今天要露一手给你们看看。” 我说:“我也会,我爸爸从小爱吃面,很小的时侯姥姥就教会我擀面条了。” 他说:“那你和个面看看。” 杨秀琴说:“你俩争吧,面板就那么大,你俩一人一块轮着来,看谁擀的、切的好,我当裁判,我一会就负责煮面条,不和你们争。” 我一会就和好了。姥姥那时教我:“和面要做到盆光、面光、手光。”这些我都做到了。 杨林一看说:“面和的真利索,那你先擀一块面我来切面,我能切得和挂面一样均匀。” 我说:“擀面有啥难的,擀就擀。” 很快我叮叮当当就把面擀好了,叠好让他切。 杨林一看我操作那么熟练,连忙说:“和面、擀面这么好,切得也错不了,你切吧,我擀下一块。”杨秀琴非要让他切,他就是不切,非要让我切第一块,我只好切了. 我平时爱吃宽面条,但那天为了显示我的刀工好,特意切得细细的,和细挂面一样,切好抖开码放好。杨林看了夸我切得不错,我还挺得意的。 接着我们让杨林做第二块面,我那时觉得他是男生,在家肯定不经常做饭。 但我想错了,他擀得面和我一样好,切得时候用左手,让我吃一惊。 左撇子切得面和我切的一样细,但我切的有断丝,他切的没有,PK结果,我认为还是他赢了。但杨林谦虚地说:“我切的比你好一点儿,没你擀得快。和面没你利落。还是你赢了。” 杨秀琴在一边说:“你俩打平局吧,一比一。”我们都笑了。 那天,我们用头天留下的猪肉和郭大娘给的酸菜做的卤,吃了一顿香喷喷的面条。

【陕北插队故事】(21)借粮、下象棋的那些事2011-11-16 许多知青写到六九年春节都很凄惨,我们那年从大年三十到初三感觉过的还满不错的。队里杀猪、宰羊,老乡送吃的,那几天吃的饱还吃的好,不出工干活了,我和秀琴还很快乐,没觉得想家。 我把从家里带来的跳棋、扑克牌、象棋都拿出来了,秀琴不会象棋,我俩就玩扑克和跳棋,有时还教房东的孩子们一起玩。人多玩的热闹。 我记得那几天我还和杨林、陆民玩下象棋呢。 (我在家时和爸爸学的下象棋,学的时间不长,棋术并不高,爸爸棋下的很好,每次爸爸都得让我几个关键棋子我才肯下。) 我记得那年过年的时侯,有一次吃罢饭,男生先提出想下象棋,我先和杨林下的第一盘。 他一开始过于低估了我,也不了解我的棋术,他的轻敌让我趁机赢了一盘。 陆民和我下的第二盘棋,也是没摸透我的棋路,稀里糊涂就败给我了。 他俩都说:“看不出、棋下的可以呀。” 但接下来他们就看出我棋艺其实并不高,就会爸爸交给我的那几招,他们破了我那几招,我就无计可施了,由于下棋技术的差距较大,玩着就没多大意思了。那年春节,也和男生玩过扑克牌。 后来的几年中我好像再没和男生玩过下象棋。连扑克也不记得再和他们玩过。只是记得我和秀琴下雨、下大雪出不了工的时侯玩玩扑克牌和跳棋。那时我还带着弟弟给的一副军棋,但不会玩,离开南沟时把这些都送给学生了。 记得那年的大年初四,我们节还没过完,粮食就剩一点儿了,眼看就要断顿了,因为缺少副食,又缺菜,肚里没油水,胃越吃越大,总觉得吃不饱。加上没有称,不知一顿到底吃了多少,所以计划不周,尽管后来发现粮食少了省着吃,但还是没到月底就吃空了。 李岳恒召集我们五个知青开了个会。 他说:“我们三个男生计划趁着队里春节期间不出工,去一趟县里。一是准备再置办一些生活必需品,比如秤,是急需的,有了秤每顿吃多少就能有数了。二是如果能把下月粮食提前买回来就更好了,如果买不回来,就只好借了,借队里的还是个人的大家商量。三是我们三人进城吃一顿,吃饱点儿,晚上回来不吃了,能省两顿,剩下那点儿粮食够你们俩女生吃一天了。” 最后问:“大家看还需要点什么?县城那么远,去一趟不容易,尽量买齐点儿” 我说:“买个闹钟吧?”做饭没有表不行,我们五人就李岳恒带了一个闹钟,放在我们窑了,他们没表吃饭不好掌握时间,住的也远,每次饭熟了叫着不方便。 杨林提议:“买个喉唠那样的马灯吧,出门提着不怕风吹,留着还能应急用。” 秀琴提出:“盆不够用,再买俩盆吧,现在光盛粥的盆就得四个,咱们是肚子越来越大了。” 我和秀琴还提出:能否向队里恳求一下,把男生住的地方换的离我们近一点。这样就方便多了。 李岳恒找到队长请假拿钱(安家费在队长手里,先打借条,回来报销)并说了我们的困难和要求。队长说他们几个队干部开会商量一下,回来报销时给我们答复。 第二天正月初五一大早,三个男生就直奔县城去了。很晚他们才回来,没有买回粮食,因为不到一个月,说按规定不能提前卖给我们。他们三个又买回一些生活用品。 李岳恒还自己掏钱买回饼干请我和秀琴吃。那黄黄的饼干象是含有粗粮,酥酥的、不太甜,倒很适合我的口味,觉得比北京的动物饼干吃着爽口,不粘牙、挺好吃的。 他们几个叙说着到县城的经历,走之前就想到县城一定吃个饱饱的饭,开始他们是想吃炒饼,但是没有,只好每人吃了一斤半面(三大碗),吃完面,看见有人吃炒饼了、每人又买了一斤炒饼吃,这下可吃饱了,这两样都是涨肚的食物,吃完肚子撑得直难受。走了四十五里路,肚子还涨着呢。我和秀琴一听吃了一惊,每人二斤半,吃坏了胃还了得。劝他们下次可别这么玩命了。 李岳恒找到队长家里报销,队长说:“我和大队书记等干部商量了,同意由生产队里先借给你们粮食。你们几个娃娃表现都不错,一定帮你们度过这个难关。啥时还粮你们自己商量后再说吧。” 队长还说:“大家经过商量决定让喉唠和男知青换换窑,和喉唠说过了,喉唠也同意了,这两天就搬吧,这样你们离得近了,也好互相照顾、帮忙。” 我们听了都很高兴,这样我们好多事办着就方便多了。 那时我们经常晚上开会、学习,学习《毛泽东选集》,搞斗私批修,找自己白天的缺点、表今后决心。有时念念报纸和下发的中央文件精神等等,念完还讨论、谈心得体会。 粮食借回来了,李岳恒又召集我们五个开会。 他很严肃地说:“咱们刚来这里第一个月就借粮食,以后这样下去,越欠越多怎么还?所以大家做好饿的思想准备,下月决不能再借粮,还要争取节食还粮,每天按计划做饭,每顿要用秤称,不能超一点儿,否则,积少成多,债越积越多,就还不清了。大家同意吗?” 我队知青全是老老实实过日子的人,所以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同意。”一致通过了他的建议和意见。

【陕北插队故事】(22)邮递员、信、煤油灯2011-11-22 我们那时到达陕北后,和家里、亲戚、同学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靠信的来往了。那时除了劳动,晚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们只要不开会、学习,我就每天写日记外、写信。 信写好了,发信却很难,刚到队里第二天我就给家里写了信,象父母汇报一路详细情况和南沟生产队的简况,还画了村里村民、我们知青、泉眼位置、牲口圈等详细分布地图。 结果信写好了却发不出去,一天天有新的内容,就重新写,但邮递员一直见不着,那时只有到近二十五里外的公社或者四十五里的县里才能把信寄出去。幸好那时让送我们到陕北的老师带回过一封简单的信,要不家里得多着急呀,毕竟走了那么远又是那么危险的路。 后来队长说:“公社的邮递员一周到大队一次,送信和报纸,邮递员一般不愿意来我们南沟队,因为从瓦石头到我们村这段路窄、自行车没法骑,就把信和报纸放到大队了。没人去大队,信和报纸就拿不回来。” 队长还说:“你们把写好的信都交给我,我去取报纸时放到大队部,邮递员来了就能取走。”那时报纸拿到手里新闻已经不新了,村里家家有公社统一安装的有线喇叭,每天能定点儿收听到公社广播站播放的新闻和公社通知。 我特别爱写信,为的是想多收到信,收到信时的心情是喜悦的,我那时每周给家里一封信、而且还给姐姐、老家亲戚、同学(有回老家的、内蒙兵团的、云南兵团的、留北京的---)都写信,邮票是我那时的最大一笔开销。 一封信来回最快半个月,我开始写的信都是厚厚一摞,什么都写,连村里孩子的趣事、看见只野鸡、捡个鸟蛋什么的都写,(只是不说苦、饿、不好的事),妈妈接到信因超重还要补交邮递员邮费。后来我就把信纸反正面都写,就不用妈妈补交邮费了。 如果有时间到公社,我就寄杂志(杂志也是同学寄来的,那时都没钱,按印刷品比平信便宜2分钱,还不怕超重,把信偷偷夹里面、这在当时是不允许杂志夹信的,每次等人家检查完、称完重量、自己封口时偷偷塞进去,每次都紧张得心砰砰乱跳,生怕被人发现。不是每次都能成功、邮局工作人员知道知青都这样后,不忙时他替你封口,不给你那个机会,发现了把信拿出来,你还得重新单寄信,反倒赔了,后来我只好老老实实发信,不敢投机取巧了)。 姐姐那时说,他们同事也都爱看我的信,每次都当小小说传着看,没经历过的,看着新鲜吧。兵团的同学也把我的信当公开信,回到集体宿舍没别的书看,了解我们插队生活,也可解解闷吧。 我们队几个知青都很孝顺、怕家里着急写信都是报喜不报忧,吃不饱、饿肚子的事从不和家里说。 陆民、杨秀琴、李岳恒我们四家离得近,家长们经常见面。一见面就互相打听孩子们的情况。 妈妈那时写信说:‘听说别家有陕北插队的孩子家长说,陕北特别苦,你们几个分的地方看来真不错。’ 有一年,陆民的父亲作为北京市慰问团知青家长代表来到队里(慰问团由工宣队、学校老师、知青家长、西城区领导、医疗队组成)陆叔叔还体验挑水、烧柴--。 回京后见到我妈妈说:“咱们的孩子都很懂事,那里很艰苦,远不像孩子们说的那样好。” 我们几个知青确实那时从不和家里要钱,后来连男生都自己搓麻绳、纳鞋底、利用旧衣服粘袼褙,找老乡借鞋样,做鞋面、最后做成鞋穿,都是自己缝补衣服,拆洗被子。 我们只是第一个月,没有计划好、没有称、所以向生产队里借了粮食,后来宁肯饿肚子都没向队里借过粮。 我那时除了邮票、手电池、卫生纸、肥皂、别的都不舍得买,好几次想:如果到县里后一定买些吃的,但是真正有机会去了却舍不得花钱。觉得自己出来了,就要自立,不好伸手向家里要钱,家里带来的那点儿钱(妈妈当时离开北京才给了我二十多元钱,说怕路上丢了,花完再寄),我觉得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比如看病)。 妈妈经常写信问我要钱吗?说有的知青经常和家里要钱。我都回信说钱在这里花不出去,取钱还要到公社,没有时间去,所以没让妈妈寄。 (我后来利用干活休息时挖草药,当地叫燕子草(中药名叫远志)还有柴胡,到县里送公粮时卖到药店,买上述那几样必需品。) 为了节省灯油,别说用马灯了,我们连煤油灯都是吃饭时才点着,平时就是用墨水瓶倒点儿煤油、放个棉花条当灯捻用,萤火虫似地小亮光,一笑、一咳嗽都能吹得灯苗乱跳,打个喷嚏或一开门,风就能把它吹灭。第二天早上起来鼻子眼里都是黑的,衣服上都是煤油味。 没有桌子,就盘着腿坐在炕上(刚开始不习惯盘腿,一会儿就累了,有时就跪在炕上写)墨水瓶和自制煤油灯放在箱子上,我们就趴在箱子上写字。 因为煤油灯当然好,但有罩子,有向上抽的劲,比较费油。恐怕当时有好多陕北知青都是我们这样做的。 我第一次见到邮递员是到队里一个多月后了,那时学校开学了,因以前队里没什么信,那次我们知青的信较多,所以他来送报纸和信。(另外有个原因是知青去公社反映有丢信和信被拆的) 我至今忘不了那一刻,当时我和秀琴正好在村口捣粪,(如果是去山里干活也见不到他),当自行车铃铛响起的时候,我们全都向村口望去,只见邮递员推着一辆破旧的绿色自行车向我们走来,我当时扔下镢头就朝他跑去。 同时一下收到十一封信,都是知青的,他们几人五封,剩下六封都是我的信,有家里两封,从北京发出的时间是间隔一周,结果同一天收到的,当时我高兴地给邮递员鞠了一躬,连声说:“谢谢!太谢谢了!”我把信抱到怀里原地跳着转了一圈。 邮递员一看我那兴奋样子都笑了,说:“我以后尽量把信送到村里。” 那时信到了公社,就扔在邮局的桌子上,随便拿,有时家里往信里夹的相片或者邮票就被人拆了,经常丢失,放在大队部也被拆过,有的拿走东西还给封上口,表面看不出来,看了家里信的内容才知丢失了东西。 我们当然愿意邮递员直接送来,但通我们这里的路太难走,他只能推一段、骑一段、甚至太窄的地方只能扛着车走,的确很不容易。 回到捣粪场,把秀琴的信递给她,婆姨们笑我:“看把娃想家想的,学刚才样儿,再给我们蹦一个,蹦的撩好看的,”我正在兴奋中,说:“没问题,给你们蹦两圈。” 我急着看信,正好到了休息时间,我把家里的信拆开,给婆姨们大声朗读一遍,她们听完后让我赶紧把那些信放回窑里,说:“可别丢了,那几个男生肯定也盼着家里信呢。” 那时我们在村子附近干活都不锁门,用个柴禾棍别上,到远处干活就把箱子上的锁摘下来锁上,村里平时没外人来。我跑回窑里,把信放到箱子上,吃饭时交给男生。他们见了信,也都特别高兴,饭都不吃先看信。 那时家里寄来汇款单或者包裹单,邮递员也是只把单子给你,还要拿着私人图章去公社取钱和包裹(我和秀琴临来时在北京东单特意第一次刻的名字印章,人家说一周后才能取,我们说来不及了要去插队,那人很同情,说他家也有插队的,所以照顾我们三天后就能取)。 那时的信都没什么秘密,大家也都经常传着看。尤其是我们班侯秀岩的信,文笔好,字也漂亮,而且兵团生活我们看着也新鲜,她很能干,后来当了生产建设兵团副团长,改成农场后,又成了农场副厂长。 那年月,大队都没有一部电话,公社要个报表都得人工去送,我最喜欢这个差事。 一是可以到公社发信,取信,顺便买点生活必需品。 二是走路不用弯腰,头不那么晕(几十年后才知我弯腰压迫先天的肾上腺肿瘤,刺激血压突然增高)。 三是平时在队里干活,总是那几个人,太单调了,去公社可以先去大队看望那里的校友,之后一路还可以有机会看到我们二圪台的同班同学张立敏,林瓦的同班同学江伟、赵军(她们都是在我们的后一批到达陕北的。) 几乎五里地一个村,觉得就像出来游玩一趟一样。队里还按出工给工分,但多数人宁可下地干活,不愿意跑这么远的路。 有时赶上冬季的下午送信,来回近五十里路,光路上就近五个小时,回来到半路就天黑了。那样唯一的好处是:到林瓦肯定能碰到赵军她们,天黑都收工了,平时白天她们如果上山干活很难都碰到,只能碰到留家做饭的。 但一个人回来走夜路有点紧张,我胆子大还好,那时经常从林瓦回到南沟队里,一路都碰不到人,只有我的手电筒和山风伴随着我走那近十里的路程,幸好没碰到狼等猛兽,但也碰上过黑乎乎的不知什么东西从身边不远处窜过,其实那时也想过:如果真的碰到个生人可能更害怕。

【陕北插队故事】(23)饱吹饿唱2011-11-26 记得六九年三月,我们每天饥肠辘辘,刚吃完饭没一会儿就又饿得头晕眼花,一点儿劲都没有了,那是我们饿得最惨的一个月,没买到油,也没有菜、还想还上第一个月的借粮。每顿饭严格控制,用称计量。 那时野菜还没长出来。麸子和米糠都掺到粮食里吃了,男生一顿吃三个窝头,我和秀琴吃两个。每天晚上熬一大锅玉米面糊糊,盛三盆半,摆一炕,男生能喝七碗,我和秀琴也能喝三碗半。那时的碗都很大。 记得有一次我和李岳恒、杨秀琴去于家沟队修水利,中午回不来,午饭我们三人一共带了七个窝头。中间李岳恒突然胃疼回队里休息了,临走嘱咐我俩把他那份饭分吃了。结果我和秀琴那天中午每人吃了三个半窝头都没吃饱。没有粥填肚子,刚吃完,我俩都感觉和没吃一样。 我说:“不是说饱吹饿唱吗?中午咱俩都不愿意男男女女挤到一个窑休息,干脆上山顶唱歌吧?”秀琴也很赞同我的建议。于是,我俩就跑到山顶上去唱歌,山上空气清新,感觉呼吸都特别通畅。 我俩一会儿独唱,一会儿二人合唱,唱得忘了饥饿,忘了疲劳。歌声在山野里回荡,空旷的山野里歌声显得很嘹亮,还有回音,方向不同,站的位置与对面山的距离、高度不同,返回的声音效果就不一样。我俩不停地变换着方向,还在山上爬上爬下。变换高度,唱了一首又一首。 我队男生不爱唱歌,大队的文艺活动从不参加,记得刚到队里不久,有一次我们五人一起上山砍柴,我和秀琴在一面坡,三个男生在对面山坡上,有一段距离。 我俩砍了一半柴的时候,突然发现山里说话的回音很好听,就唱起了山歌,还想浪漫一回开开心,就自编山歌想和男生对对歌,当时就遭到男生的批评。 我记得有一人大声训斥我俩说:“你们是玩来了,还是干活来了。”我俩赶紧抡起镢头抓紧砍柴,不敢吱声了。 那天晚上学毛选斗私批修,一位男生严肃地对我俩进行了批评说:“我们是接受再教育来了,不是游山玩水来了---。”我俩还在五人会上分别做了检讨。从那以后,我俩在男生面前再也不敢唱歌了。 可是那天,山上就我们俩人,又是休息时间,压抑已久的心情终于得到了释放,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无拘无束、亮开嗓门,大声高歌,互相叫好,开心极了。爱唱歌的我们真是过足了瘾。这么多年过去,我俩至今都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陕北插队故事】(24)县干部微服私访到我队2011-11-27 我们从一九六九年二月下旬到同年六月下旬度过了插队最艰苦的四个月。 原本上级供应给我们知青每人每月四两食用豆油,但我们只是第一个月买到一次,之后连续几个月都没买到。我们只能每月去县里粮站买一次粮,粮站的人总是说:“油没有了,卖完了,过两天再来看看吧。” 但我们离县城那么远,不可能经常去看看,就是来了油那时连个电话也没有,他们也根本没法通知我们。(后来听说当时知青供应的豆油一半都被贪污了,只有住在县城附近的知青盯得紧才能买到,所以我们离县城远的不可能买得到。)那时连按比例供应的麦子也经常买不到,只能买到玉米、谷子、糜子。 由于吃不到油,也买不到肉,甚至连菜都很难吃到,三十八斤原粮总也吃不饱。我们那时经常只能吃窝头蘸咸盐,吃发糕有时老乡给个大葱就觉得很不错了,如果能给点儿咸菜就更美得不得了了。 当时生产队里有规定,要求每户每月交五斤麸子喂驴,麸子我们都蒸窝头吃了。别说麸子相对还算好吃点儿,我们当时连米糠都吃了(谷子和糜子的壳、特别扎嗓子)该交的牲口饲料全被我们人吃了。 副队长姚贵万多次到我们窑洞,催我们交牲口饲料,但我们实在交不出来。 有一天我们准备磨玉米面,玉米都准备好了(磨面头天要把玉米用湿布反复擦,闷一个晚上)。我去找副队长姚贵万要求派驴,他说:“你们不交驴饲料,驴没得吃,拉不动磨。”我说了许多好话,他也不肯答应给我们派驴,回来后,我们就只好自己人工推磨。 磨又大又沉,我们一个个又是饿得前胸贴后背,饥肠辘辘,陕北的石磨很大,很沉很沉,推磨的感觉可想而知。狭小的空间不停地转圈,没转上几圈,人就又累又晕,满头大汗,所以只好大家轮流推,一个累了,一个接上去,就像接力赛一样。玉米磨成面,得磨好几遍,我们一般每次要磨出三十多斤,要磨好几个小时。 但就那种情况下,我们都还很乐观。陆民准备起步时,杨林就在他后背拍一下,“得球”吆喝一声。引得围观的娃子们都哈哈大笑。看他累得快坚持不住时,杨林就像吆喝驴站住一样,发出“啧啧。”一声。杨林推的时候,陆民也拍他一下肩膀,像赶马车一样,喊:“驾!”看到他累了,就喊:“驭------。” 替换下来的人负责用簸箕往磨眼里倒玉米、把磨盘上磨出的粮食往笸箩里收、摞面。 我和秀琴不时被男生的幽默逗得和其他娃娃们一样哈哈乐。 那天,我们大家嘻嘻哈哈,象做游戏一样,并没觉得有多委屈。还感觉没交队里驴饲料不给派驴好像是顺理成章的事。 忽然间,有个娃娃往坡下一指,说:“来人了。” 那时村里很少有外人来。偶尔有也是走亲戚的,只要来个外人,大家不管在干什么,都会停下来看。 只见坡下走上来一个穿制服的人,他看到我们人工推磨,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他上下打量我们一番,问:“你们是北京知识青年吗?”我们回答:“是呀。” 他吃惊地问:“怎么人推磨,为什么不让队里派驴推呀?” 我们说:“因为麸子都被我们吃了,交不出牲口饲料来。副队长不给派驴” 那人问:“副队长叫啥?马上把他给我找的来。” 一个娃娃说:“叫姚贵万,我认识他家,我去找。” 那人说:“叫他快一点儿,跑步来,说有急事。” 那孩子答应一声,就飞快地向坡下跑去。 那个人接着向我们询问了队里对待我们的态度怎么样?有没有打新窑洞的计划?农具买齐了没有?安家费由谁掌握?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如实回答了,也提到刚来时副队长给我们做饭,他的工分从我们工分扣的事(别的队都是队里给记的工分。)和刚来时开荒的事。 那人说一会儿队长来了吓唬吓唬他,让他今后对待我们好一些。 很快,副队长姚贵万气喘吁吁地和那个孩子跑来了。 穿制服的人问:“你叫姚贵万?你家吃的粮食都是人推着磨盘磨出来的吗?” 副队长回答:“不是,是驴磨下的。” 那人接着问:“村里还有谁家是人工推磨?” 副队长回答:“没有谁家是人推磨的。” 那人气愤地说:“我是从县里来的,专门调查各地安置知识青年的情况,我走了许多队,也没有见象你们队这样虐待知青的,人工推磨?告诉你:上边有文件,对于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只要一经查出,就要严厉打击,你这是在风口浪尖上找死呀,你有几个脑袋,敢和上级精神对着干,是不是想蹲县大狱吃牢饭呀?” 队长一听吓坏了,连连回答:“队里的牲口缺饲料,我也是没办法,我知道错了!一会儿就给他们派驴来。” 我们知青也替队长说好话:“春天草还没出来,队里存的干草吃光了,副队长收不上来饲料着急才这样做,我们交不上饲料也不对,都是缺粮闹的,原谅队长吧!可别绑他,他家还有个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呢!副队长和村里人对我们不错,队里也借给过我们粮食,只是我们怕今后越积越多还不起,所以不敢借了。” 县里干部冲着姚副队长说:“看在知青替你说话的份上,这次放过你,如果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知道了,可是不客气,到时五花大绑带你走,你后悔、哭都来不及了!” 副队长连连说:“不会有下次了,一定改,一定改!” 我们要求那个干部回去替我们反映反映,粮食不够吃,国家给的细粮和食用油也买不到。 他说:“这次调查,反映最多的都是这个问题,每个队都存在这个事,回去把意见带到,尽量做到大家满意一点儿。粮食不够可以暂时向队里借。坚持到麦收就会有改善了。” 姚副队长留那人吃饭,那人说时间还早,还要去别的队,下次再说吧。 副队长把县里干部送走后,脑门上的汗都下来了,他惊魂未定地说:“公社干部都没到过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这次县里干部突然光临,事先一点儿没想到,打个挫手不及。吓死个人了。” 副队长连连感谢我们还替他说好话,后来推磨、买粮,每次要驴,他都尽量给我们派能干的驴。 之后队里没再来过干部,来的真是太巧了,那时通讯不行,要是现在,肯定以为谁打电话告的密呢。 后来知青的粮食供应改成加工好的粮食,定量也增加了一些。

【陕北插队故事】(25)知青组长买粮记 我们第一年的口粮是由上级拨给的,需要到县里去买。县城离我们生产队有四十五里地,要翻两座大山,两山之间还有二十里的沟路,沟里都是高低不平的石板小路,碎石很多,特别难走。 临到县城还要淌水过延河。买一次粮食来回九十里路,就算顺利路上也需九个小时,况且还有买粮、吃饭、休息的时间呢,因此买一次粮食需要整整一天的时间。 每次买粮食还需要提前一天向副队长姚贵万申请派一头驴,因我们五人一月的粮食就贰佰斤,还要买菜,那么远、人是背不回来的,每次还得头天向队长刘原明领取买粮的钱(安家费在正队长手里),打下欠条,回来再报销。 当时队里只有四头驴。只有一头叫驴比较能干。个头较高,走起来也快。 自从上次县里干部来过后,我们找副队长借驴还挺顺利的。 有一次,李岳恒去县城买粮食,副队长姚贵万把那头叫驴派给了他。 他天不亮就拿着一堆粮食口袋吆着驴上路了,为的是早去早回。 前两次买粮。我们晚上收工回来,他就到家了,但那天天黑了还不见他和驴的影子,吃晚饭,大家都怀着忐忑不安地心情在我们窑洞接着等他。 大家的话越来越少,空气中凝聚着不安,我们轮流到院子里张望,盼望能听到或看到他们,也不知是否路上发生什么事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大家都特别着急,一直等到晚上十点还没见他回来。 杨林说:“你俩女生先睡觉吧。明天还得出工呢,我和陆民回窑等他。” 陆民说:“也许县城粮食脱销,他住在县城等粮呢。” 秀琴说:“但愿如此吧,那是最好的结果。” 我说:“他不会路上遇到狼吧。有天晚上我听见狼叫了,还是找队里派人找找吧?” 一个男生说:“这么晚了,怎么找?别瞎想,不会有事的。你俩先睡觉吧,明天天亮了再说。” 那天晚上,我和秀琴怎么也睡不踏实,猜想着种种可能发生的事。 朦胧中我好像听见李岳恒在说话,于是推了秀琴一把,说:“你听。他回来了。” 秀琴说:“我也听见了,迷迷糊糊还以为在做梦呢。” 因为驴圈就挨着我们窑,听见他把毛驴交给喉唠时说了几句话。 我和秀琴没出去,因为我们都脱衣躺下了,起来不方便。 我在窑里问他:“李岳恒,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没出什么事吧?” 他说:“没事,你们睡吧,我把粮食和菜放我们男生窑洞里了” 杨秀琴说;“我们都快急死了,怎么回事呀?” 他回答:“明天再说吧。”我俩这才放心睡了。 第二天我和秀琴做好早饭去喊他们男生吃饭,只见李岳恒一瘸一拐地从窑里出来,十分疲惫的样子。我俩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昨天他买粮到底碰到什么事了。 他向我们叙述了他前一天的惊险经历;“我昨天顺顺当当翻过两座大山走了四十多里路,中午时分赶到县城,正好赶上粮站里来了麦子和加工好的玉米面。 (而在以前我们去买粮食却很难买到麦子,经常被告知“没有货了”。只能买回糜子、谷子、玉米这样的原粮。) 我兴冲冲把按比例买好麦子和玉米面等粮食,一袋袋放到驴背上,在县城吃罢饭,又买了些菜,高高兴兴地吆着驴往回赶。没想到刚走到延河中间,驴的一个前蹄踩到水里一块儿斜着的石板上,被石头上的青苔一滑,突然卧倒在河中心。粮食也掉到了水里。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要把这头驴救起来,毕竟这是队里最能干活的一头驴呀,附近一个老乡看到了,喊了一声:‘不好了,知青的毛驴子卧哈了,大家快来动手帮个忙呀!’ 一时间,岸上跑来不少乡亲,跳到延河里,有的拽驴尾巴,有的抱住驴腿、往起抬驴,还有的赶紧捞粮食,人多力量大,连拉带拖,总算把驴从河中心拽了起来,幸好驴没太伤着,老乡们还帮忙把把驴牵上岸,把粮食也抬上岸,放到驴背上。 可我的两鞋掉到河水冲走了。老乡们和我一起在水里摸了半天就找到一只,我当时看到只剩一只所以不想要了,一位老乡劝我说:‘穿一只总比不穿强,穿上吧,免得扎脚。’我就穿着一只鞋,光着一只脚往回走。 我太感谢那些老乡了,让他们赶紧回家换湿衣服。 我一边走,一边回头看,那些乡亲还不放心地站在那里望着我呢,我感动地不住地对站在岸边,帮助过我的乡亲们挥手,嘴里连连喊着谢谢!谢谢! 那驴的腿可能抻了一下,走路有点瘸,还驮着贰佰多斤粮和菜呢,因此走的很慢,翻过一座山时天就黑了,那二十多里的石板路,把我那只光着的脚磨出许多大泡,后来有的泡磨破了,挺疼地。幸好听了那个老乡的、没扔那只鞋,不然,两只脚都磨出泡,就更受罪了。所以我回来路上一瘸一拐走得很慢---。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我把粮食都弄湿了,吃完饭,赶紧倒出来晒吧,给大家找活了。” 虽然他说的好象挺轻松,但我听了,脑海里就像放电影一样,眼前出现了他那兮巟的样子:浑身湿淋淋的,吆着湿嗒嗒的瘸驴,驮着滴着水的粮食桩子,穿着一只湿透的鞋子,光着一只脚独自走在黑暗、寂静、寒冷的山路上的样子。 我的眼睛湿润了,延河就在县城边上,他那个样子,还要赶四十五里的山路才能回来。 多好的老区人民呀,在知青遇到困难时,主动、热情抢着帮忙,河水湿透衣服都不顾及,充分体现了他们那种朴实、热情的真性情。我越发感到来延安插队是来对了。 李岳恒是家里的独生子,他妈妈生他之前生了几个兄弟姐妹没有一个活下来的,他的父亲是个高级工程师,家里生活条件很好,所以他的父母对他备加疼爱。 (后来探家时,我和杨秀琴有一次到他家,他妈妈做好一锅饭,先给李岳恒盛好一碗,把菜摆好,就坐在他对面微笑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吃,那种眼神,是欣赏、是享受、是满足---。他多次要求妈妈和他一起吃,妈妈只是摇头,一动也不肯动。他家碗很小,李岳恒吃完一碗妈妈就赶紧再给他盛一碗,等他吃饱了,妈妈才开始吃。这件事至今秀琴也还清楚地记着) 妈妈要是知到了他这次的遭遇,该有多么地心疼可想而知。这件事让我们每个人都感触多多。只有十八岁的他,怀着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雄心壮志来到这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远离亲人,身在异乡,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儿独生子的痕迹,他凭着自己身材高大,重活、累活抢着干,谦虚谨慎,办事有主见,组织能力强,工作很细心,还很会关心人。所以他当我们的知青组长非常称职。 记得那顿早饭后,李岳恒招呼我们每个人都把从家里带的塑料布拿出来铺在柴禾上,把面粉和粮食都摊在塑料布上晒,好在那种羊毛桩子粮食口袋比较厚,带油性可能防点儿水,玉米面湿的还不算很厉害。 那几天,天空也很作美,没有风、太阳光很强烈,连晒两天之后,我们终于用这来之不易、蘸着延河水的麦子磨成面粉,蒸出了白生生、热腾腾的大馒头了。

【陕北插队故事】(26)队长贪污安家费2011-12-1 我们队的男生个个办事都特别认真和细心。 李岳恒更是每次买东西回来都认真登记,有我们知青自己的一本帐。 他发现每次买东西回来报销,正队长刘原明收下单据,还给他借条就让他走,从不当面登帐或让他看帐,问队长还剩多少钱,得到的回答总是支支吾吾。这引起他的怀疑,因此他记账记得更细了。 一次吃饭时李岳恒和我们几人提到此事,我们也都觉得不正常、有问题。 终于有一次,队长说出账上的余额和李岳恒登记的帐款余额相差近五十元,那可是我们五人整整一个月的生活费。于是我们几个商量后感觉事态严重,觉得有必要马上认真对账,不然,今后的生活费没有了怎么买粮食和菜。 李岳恒找到大队书记李树昇反应了情况。 李树昇开始还不相信刘原明管账会有问题,说他是共产党员,让我们不要乱猜疑,最后我们一再坚持,他才找到副队长姚贵万说了我们的怀疑。 他俩找来刘原明让他把账本和钱拿出来与我们知青自己记的帐对一下,开始刘原明坚决不肯拿,这充分暴露出帐确实有问题,后来我们说要报上级查,他才不得已红着脸很不情愿地交出来账本。 结果发现每张单据都被篡改过,改的最少的一张单据,我记得是一元一角的后边只加了一分。这真是太可悲了。 我们说这件事该交上级处理,大队书记和姚贵万都说还是自己解决吧。 姚贵万上次领教了县干部的那份严厉,也明白这件事比他派驴的事要大得多,这里有经济问题,搞不好在严打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抓典型的运动中,真的要蹲县大狱呢。开出党籍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毕竟他们两家近邻一起生活许多年了,所以他提出:“让刘原明想办法尽快还上这笔钱,答应以后的帐要一笔笔当知青面算清。” 村党支部书记李树昇也说:“这件事就不要再声张了吧,把他真的关进去对大家都没啥好处,正队长还有个瘸子弟弟和年老的老父亲,两个光棍将来还得他养呢,他的两个孩子还小,婆姨还有孕在身,真的抓起来,一家老小怎么办?就让他想办法尽快把钱还上吧,北京娃们抬抬手,让他一码吧!” 我们听他们说的也挺可怜,所以就答应按他们的意见办了。 最后书记决定撤销刘原明的正队长,把他改为副队长,姚贵万提升为正队长。这件事就算了了。 我们知青也就没再追究,这充分体现了我们队知青的宽容与大度。 刘原明的老父亲是个江湖游医,当时还是有点儿钱的,后来听说老父亲把他臭骂一顿,替他还上了那笔钱。 【陕北插队故事】(27)分吃一个野鸡蛋2011-12-7 春耕(一)学农活 春天来了,队里开始春耕生产,我们开始把捣碎的粪肥运上山,近处的,人挑担子运送,远处的,把粪装在羊毛口袋子里,用驴驮着往山上运。队里肥料很少,只能靠驴圈、牛圈、羊圈的粪。种麦子时,把种子和粪掺一起,在田间分着堆成一堆一堆的。播种时四人一小组。第一个人牵着牛在前头走,掌握方向和垅之间的距离。 牵牛的活比较清闲,一般照顾年龄大的,体力稍差的人来做。第二个人紧随其后,扶着犁,犁出一道道沟。扶犁是需要有技巧和力量的,一般都是壮劳力的活,那犁很沉重,要犁的直,犁的深,间距还必须掌握好。 刚开始我们知青连犁把子都掌握不住,东倒西歪地,深浅不一,还不出几步就倒地了。累得满头大汗。 陆民是男生里第一个学会的,紧接着李岳恒和杨林也学会了。 第三个人,脖子上挂一个细长细长的笸箩到胸前,就想文革走资派游街的大牌子那样挂着,跪在地上把掺好粪土的种子搂到笸箩里,再站起来一把一把两手交替着播撒。粪土很沉很沉,撒完再跪下去装,是个很脏很累的活。第四个人自己单赶着另一头牛。一只手挥舞长鞭,另一只手抓住牛肩膀上的两根缰绳,双脚踏在牛拉着的、酸枣枝子编制的长耱子上、吆喝着牛把地耱平。 这绝对是个熟练的技术活,因为犁出的土一垅一垅的坑坑洼洼很不平,你必须岔开两腿稳稳地站在耱子上,队里往往选择身体较重的年轻人,容易压住耱子,反应要快,脚下要有根,随着起伏前进,就象站在有波浪的甲板上,你必须要掌握住平衡,脚跟必须得站稳,否则就会从耱子上掉下来。就象我们学担水一样,得会用巧劲儿。 刚开始我队男生一上去,没走几米就掉下来了,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终于个个都掌握了这门技术。 当地老乡都是一边吆喝着驴耱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山歌,他们说这样牛就不会犯困、打盹。就会有精神。三个男生平时都不爱唱歌,大队活动从不出节目,但耱地的时候嘴里也哼着小曲,他们深有感触地说:确实如果不唱歌,牛干活就显得没力气,一唱歌它们才兴奋。 种玉米是女人们的活。通常也是四人一组。第一个人拿镐头刨出间距合理的一个个小窝窝,第二个人挎着篮子撒种子。第三个挎着装粪的筐子一把一把地撒粪。第四个人把撒好种子和粪的坑坑检查一遍,不到位的找找齐,然后用脚把坑添平。 有一次,陆卫民上山耕地,捡回一个野鸡蛋,我们看见特别高兴,做饭时用这个小鸡蛋做了一大碗的鸡蛋汤。汤上桌后,我们五人人手一个饭勺,围着鸡蛋汤左看右看,看了老半天,谁都不好意思先下勺。最后,一个男生高喊了一声:“一、二、三、抢!”我们一起举起各自早已准备好的饭勺,共同刮分了这碗实际上清如白水、只有点儿盐、连油花花和味精都没有的鸡蛋汤。

【陕北插队故事】(28)蒸锅水的转变 2011-12-13 春耕故事(二)(送饭、喝蒸锅水、吃小蒜、田间洗手) 第一年春耕的时候,我和秀琴是和女子队干的送粪和种玉米的活。之前我俩可以一起提前一小时回窑做饭。但那时队里农活正忙,我俩烧火做饭也熟练了,所以队长只允许我俩回去一人,另一人留下继续和剩下的女子一起干活。 春耕时一般都在山上吃饭,每次派一个人回村把各家各户的饭和开水收集起来送到山上。他们管送饭的称为要饭的。要饭的挑一副担子,一头挑着筐,另一头挑着水桶。每次提前回去做饭的那人到家都要紧忙活,又要烧火、烧开水,还要和面、使碱、铺屉布、把面蒸进锅。 陕北的小柴禾不耐烧,不停地要往灶里添,忙了灶火忙锅台,旁边放一盆水,添完柴要洗洗手,非常紧张,恨不得多长两只手。发糕蒸到锅里,水开了还得四十分钟才能熟呢,熟了拿出来晾一下,不烫手了,才能托到手里用做针线活的线分割成一块一块的。要饭的往往还不到一小时时间就在村口喊了。催的人心发慌。 没有表,做饭的和要饭的都是估计时间。我们知青还好有个闹钟,大部分老乡家里都没有表。男人抽烟袋计时间,女人根据太阳的移动来估算。只要听到:“要饭了--、要饭了---。”我们就要把做好的发糕或者窝头用屉布包好,一只手拿着干粮包,另一只手端着盛满开水的瓢一路小跑奔下坡去,尽管努力保持平衡,水还是一边跑,一边往外溅,跑到山下,水能漏掉三分之一,到了要饭人的面前,把屉布包放到筐里,把水倒在水桶里。 送饭的都不愿意等,越快越好,因为怕送到山上饭和水凉了。队里婆姨动作慢的,还有回家得奶孩子、喂猪的,饭送晚了,每次都要挨数落:“谁娶你这个懒怂婆姨,算是倒了八辈子霉了,这半天在窑里忙剩呢,哈(下)牛犊子呢?生娃都早该哈哈了,连个糰子(陕北管发糕叫糰子)都蒸不熟,还要你做剩呢。下回可不等了,你个自送咯得了。” 真有被催的送到地头是半熟的发糕,还粘着呢,这时大家就会和接到饭的人开玩笑:“要这笨婆姨的做剩,休了算了,连个糰子都蒸不熟。” 陕北人可轻易不敢休婆姨,辛辛苦苦劳动一年的壮劳力,一天假不请,赶上好年景,才能分四十来元钱,娶个婆姨要四、五百元呢,娶到家不容易,我们村里个个对婆姨好着呢。没一个离婚的。 不熟的发糕就只好去找些柴,烧成炭火烤熟了再吃,那就费时间了,水也凉了,往往很是沮丧,不如和大家一起早吃饭热闹。一开始,婆姨们往桶里倒的都是蒸锅水,黄黄的、浑浊的、和剩茶水一个颜色,味道很不好喝。 我们知青每次送的开水都是单烧的,可送饭只有一只桶,各家水都倒在一起不喝也得喝,春耕时天刚蒙蒙亮就上山了,有时两顿饭都在山上吃,干一上午活、浑身是汗,早就盼着水呢,也就顾不得那些了。照样喝了。但后来我们还是一再和她们讲:喝蒸锅水对身体不好,有的人家就一口锅,不能同时烧,有的婆姨当时答应了,过后还照样送。 轮到我做饭,送饭比较快,就早早到那里监督,看见蒸锅水不让往里倒,但送饭的不干了,怕水不够喝。还振振有词地说:“俺们祖祖辈辈上山干活喝的都是这蒸锅水,也没见喝死人的,没事的。” 李树明家住在沟里,不用下坡,和送饭的离得最近,他婆姨接受新鲜事物快,做饭也麻利,人也很大方、很热情,后来就每次主动早早多送点儿单烧的开水(会费柴禾的,人家不计较)。桶里的水慢慢变清亮了。 送饭的把饭收齐,就挑着担子一溜小跑奔向干活地点。 我们那时最盼望听到:“饭来了—,”的吆喝声。每天早就饿得头晕眼花、累得浑身象散了架一样,吃饭也意味着不光可以添添肚子,也可以歇会儿了。 饭筐摆到地头,送的饭都差不多,基本都是玉米面或糜子面的发糕。但每人都基本认得自己家的屉布,偶尔也有错的时候。吃完回到家婆姨看到屉布才露馅。 拿到自己的饭,老乡都是拍拍刚刚抓粪的手就开始吃,我们知青讲点儿卫生,先噙一大口水,一点儿一点儿吐到手心里、把手上的土洗掉才开吃。 我们的饭是最差的,老乡的饭里包有咸菜、大葱、蒜、酸菜,我们那时经常就有盐。有些老乡们知道我们缺菜吃,经常有意让家里多带些分给我们。 后来老乡教我们到地里找、被他们称为小蒜的野菜、挖来就着干粮吃,那小蒜是每年春天最早从地里冒出来的一种野菜,根圆圆的,象个小蒜头,叶子长长地、扁扁的,根和叶都能吃,吃到嘴里那味道又象蒜又象葱,有点儿甜甜的、辣辣的、挺好吃的。当地人称:“二、八月小蒜,香死老汉。” 小蒜从春到秋都有,但夏天的小蒜老乡称臭,说不能吃。是有股臭葱味道,但我们在没菜的情况下,只要能找到,不管它几月的都吃了,生吃、炒菜吃、包菜团子都吃过。 【陕北插队故事】(29)与老鹰争夺野兔 春耕的时候,我们都带着镢头,休息时砍些柴带回来晾上,因为不能等柴烧完了再去砍,春天的湿柴不好点燃,必须晒干了才好烧。 有一天,陆民和一组村民到离村较远的一座山上耕地,那里的柴较多,干活休息时他选择了一个山坳去砍柴。突然间,他看见一只老鹰叼着一只硕大的野兔正在低空吃力的飞行。他连忙提着老镢追了上去,先是把老镢轮出去砍,但慌乱之中没有砍到,于是他捡起老镢,甩开两腿去追赶那只老鹰,双方展开了一场追逐战。 老鹰飞累了,停到一块空地上,放下兔子想休息片刻,陆民捡起土块扔过去,鹰没被击到,却差点击中那只兔子,吓得老鹰赶紧叼起兔子接着飞。 陆民不顾饥肠辘辘、奋力奔跑,满山遍野追赶那只鹰,老镢、土块不停地扔,不给老鹰喘息的机会,树枝刮破了棉袄,划伤了手和脸的皮肤,也全然不顾,一连追出两个山头。 不知是那只老鹰年龄大体力不支还是兔子太大叼不动,一直低空飞,速度也不快,陆民扔出的一个土块从鹰的头前方落下,险些打到它的头,鹰一惊,松了嘴,兔子掉到山坡上的灌木丛中,距离陆民不远,陆民一边大声喊叫吓唬那只鹰,一边拼劲最后的力量,顺着羊肠小路百米冲刺般冲向那只兔子的地点,鹰可能从没碰上这么勇猛的人,害怕地飞走了。 陆民在灌木丛中捡起那只兔子得意地看了看,足有五、六斤重,他走了几步,仍旧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于是找了个平坦的地方想歇一会儿。他找了个向阳的山坡,把兔子放在身边,脱掉棉袄铺在地上,躺在上边,尽情享受着太阳的温暖,闭上眼睛,想想晚上知青灶就能吃到的兔子肉和大家可能出现的喜悦,他满足地笑了。 猛然间,静静的山上,他感到耳边怎么传来风声,睁眼一看,原来那只老鹰飞回来了,没等他缓过神来,鹰就突然叼起他身边的兔子飞向空中,陆民一骨碌爬起来继续追赶,一场争夺战再次展开。 陆民已经歇了一会儿了,所以又恢复了一些体力。老鹰这次也学精了,尽量奋力往高空飞。陆民也有了经验,丢掉那好几斤重的老镢,甩掉棉袄,轻松多了,抓了一堆土块抱在怀里去追赶那只鹰。当又一次老鹰累得停下休息的时候,陆民一连几个土块飞过去,最终可能老天也被他的勇猛感动了,一个土块打中鹰的尾巴,老鹰吓得丢下兔子飞走了,陆民终于从鹰嘴里又夺回了那只兔子。 当他找回老镢,捡回棉袄,举着兔子满头大汗、得意洋洋地回到地头的时候,老乡们都非常惊讶,当初有的老乡劝他:“别追了,人跑不过鹰的翅膀。追也是瞎费体力—。” 但我们知青在那饥饿难耐的日子,好久没开荤了。一个个饿得面黄肌瘦,岂能放过这次难得的机会。 那天当陆民用老镢挂着那只来之不易的野兔回到村里子时,那一脸兴奋的表情就像是凯旋归来的猎手,好几个孩子在村口看见后簇拥着他回到我们的院子里,我们几个干活都比他近,早回到窑里了。 而当我们看到他第一眼那份惊喜更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一个个尖叫:“兔子!”朝着他,或者确切说是朝那只兔子扑了上去,恨不得一口就把兔子吃到嘴里。平时不爱讲话的陆民,那天显得异常兴奋,话也多了。 他自豪地对我们说:“眼看着到手的肉,哪能叫它飞了,是鹰最后耗不过我的体力了,乖乖扔下兔子飞走了,其实我也精疲力尽了,但有一丝希望,我都不肯放弃。回到地头干活的时候,我生怕老鹰再来抢那只兔子,也怕被别的动物叼走了,所以用绳子把它捆到小树上,拿棉袄盖住他,一下午都没安心犁地,不时张望周围的动静,---。” 看着他被树枝刮得开了花的棉袄和手上、脸上的伤痕,我们都非常感动。杨林把兔子用称一称,好家伙,五斤八两,看来那只鹰也确实被陆民追的实在叼不动了,不然老鹰是不肯轻易撒嘴的。 几个男生把兔子扒了皮,开了膛,切成块。我和秀琴早就把小锅烧开了水等着呢,兔肉炖进小锅,大锅里的小米饭也同时蒸上了。我们用这来之不易的猎物炖了一锅很鲜美的、香喷喷兔肉。 那顿饭吃的比平时都晚,肉炖在锅里时,香味就早已溢满整个窑洞,我们个个垂涎欲滴,但好饭不嫌晚啊!终于开荤了,这一次我们没有了上次的犹豫、矜持和谦让,争先恐后瓜分了那锅兔肉,分享了这顿美餐,终于吃上了梦寐已久的一顿饱饭。 我想:这顿饭我们几个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前年,我在《人与自然》节目里看到一对老鹰两年间共同哺育它们后代的艰辛历程,非常地感动。当时突然想到当年陆民追的那只鹰一直叼着兔子飞,没准也是回去喂它的宝宝,我们从它嘴里抢食,有点儿残忍了吧。哈哈!不过我们那时饿得也很惨呀,糠都吃了,还要干繁重的体力活,没有办法,实在是对不起那只鹰了啊!

【陕北插队故事】(30)黄猫变成黑猫2011-12-14 春耕(四) 自从那只兔子吃完后,又过了一段没油没菜饥饿难耐的日子,一场春雨后,树丛中的地上看见象木耳一样的东西,当地老乡称为地耳,比木耳小,而且薄,颜色有点儿象海带,老乡说可以吃,我们就休息时捡了些回来,用水烫一下,拌点盐,有点腥腥的海带的味道,当时觉得很好吃。但吃多了还拉肚子。 那时什么都敢吃,田边的野花揪下来就往嘴里填,地里挖出来的根茎有点儿象麦冬的样子,颜色是土黄的,当时搓搓上边的土放到嘴里嚼着面面的象熟白薯的味道,也觉得挺好吃,直到现在都不知那叫啥东西。 到垣上耕地,要把牛赶上山,山路很窄,牛的腿细身子重,尤其下山的时候,干了一整天的活,人也乏了,牛也累了,稍不精心,牛一旦摔倒就很危险。 耕牛也和前边提到的毛驴子一样,有的年龄正当年身体强壮,干活又快又好,人牛配合得当,队长分配的活顺顺利利就干完了,那样的话太阳还老高老高,赶牛人就会得意地哼唱的小曲顺利下山、早早就回到村子给饲养员交牛去了。 但有的老牛年老体衰,也是和那老毛驴一样,打都不肯走,赶上那样的牛干活能急死、气死个人。天黑都收不了工。赶牛人经常是顶着星星、垂头丧气、骂骂咧咧地回到村里,回窑吃饭都不痛快。 记得六九年春耕快结束的时候,有一天,队里有一头牛就在收工回来的路上从坡上摔下来,当场就发现腿已经摔断了,口鼻还出了血,内脏可能也受了伤,由于牛体积太大,路又很难走,也不能医治,没办法运回队里,队干部商量决定:把牛就地杀了给全村百姓按户分肉吃。当我们听到消息,想到有肉吃了非常兴奋,兴冲冲端起盆就往山上跑。自从离开北京,还从没吃过牛肉,猪肉、羊肉也还是过年时吃的,我们早就馋肉馋得快疯了。 那天到了地头以后,我们才发现队干部们和几个乡亲正蹲在牛的周围掉眼泪,得知这是全队干活最快的一头耕牛,我们的心一下子沉了下来,那一刻刚刚意识到杀这头牛是全队的一个损失。 那天我们分到了一大盆牛肉,还没有来得及商量怎么吃,队里就接到通知:全体社员全都去瓦石头大队开会。我们只好把那盆牛肉放到我们窑洞靠里边的地下,上边扣了一个盆,秀琴把她箱子上的锁拿下来锁到门上,我们五个人急急忙忙全都赶往三里多地外的大队去开会。 那个会什么内容,队长讲的啥都吸引不了我,心里只想着开完会回去后,那牛肉怎么做,煮着吃还是蒸包子吃? 我和秀琴头天刚捡了不少地耳,不知用它蒸包子是否好吃,反正好久吃不着肉了,又是刚宰的鲜牛肉,肯定怎么做都好吃,想着那满窑飘香的牛肉味,口水都快流出来了。我一心只盼着会开短一点,我们好快点儿回去做肉吃。我想他们几个肯定心情和我一样地迫切。 会刚开到一半的时候,南沟村里一个小孩子慌慌张张跑来找到我和秀琴说:“你们窑洞里有七、八只猫打得嗷嗷叫,快回去看看怎么回事吧。”三个男生也听到了,我们全都急了,不用分析,全都立刻明白那分明是猫在抢吃我们的牛肉。刷地一下我们南沟村的五名知青全都站了起来,争着和队长请假要回南沟村。 大队长李自清说:“杨林一人回去处理就够了,不就是猫吗,没啥大不了的,一人对付足可以了,其他人坐下继续开会吧。”秀琴赶紧把门钥匙交给杨林,他接过钥匙撒开腿就往回村路上跑去了,而我们剩下的四个人,人虽然在会场,心早已飞回窑洞。根本听不进会的内容。 好容易盼到散会,我们四人就急急忙忙往回跑。 回到村里,杨林提着一只黄猫告诉我们:“刚才我回来时有七、八只猫在抢吃我们的牛肉,那肉都撕碎了,一只猫叼一块儿,把肉叼得满地满院子都是,房东的狗还从猫嘴里抢到一大块肉吃呢。窑洞门旁边接近地面那儿有个洞,我眼看着猫从那里钻出去跑了,肯定也是从那里钻进来的。我开门后只抓获一只,其它都跑了。” 我和秀琴一听这个气呀,后悔呀,当初一直闹不清那个洞是干什么用的,原来是猫洞呀,早知把它堵死了也不至于有今天。 我们个个都义愤填膺,狠不得一下子把那只猫打死,三个男生平时都文质彬彬的,说话都不大声。这次是真气急了,堵住猫洞,插上门,他们轮流拿棍棒追打那只猫,打得猫嗷嗷直叫,可能他们几个也下手不狠,打了一会儿,猫也没见怎样。 一个男生又跳到到炕头上往地上摔,看他用的力气好像不小,秀琴吓得捂住眼不敢看了,可是我发现,猫在落地那一霎那,很会自我保护,尾巴伸开能保持平衡,厚厚的脚垫很富有弹性,被摔得并不显得那么惨,和他使出的劲不成正比,根本摔不坏它。 三个男生累得气喘嘘嘘,听着猫吓得发出的哀嚎声,我和秀琴由一开始的气愤转变成怜悯,高喊;“别打了!别打了!!”不知谁出得点子说;“把它扔进灶里烧死得了!” 几个男生真是快气疯了,一致同意,我俩拦也拦不住。于是他们真的把猫扔进了灶里,又点了一把火。火光中,只听见猫嗷嗷地惨叫声,过了一会儿变得毫无声息了。 男生又继续往灶里不停地添柴草,直到估计它可能被烧死了才住手。杨林拿着棍棒在灶里寻找被烧死的猫,却什么也没找到,正在琢磨怎么回事,外边却传来猫凄惨的叫声。 我打开窑洞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陕北的娃娃脱了棉袄就穿单衣,那时正值春天,早上冷,中午就热了,许多娃娃站成一排,高矮不齐,敞开着的棉袄,露着肚皮,有的鼻子下还淌着黄黄的大鼻涕,个个都张大嘴,正在朝着我们窑洞顶上同一方位观望。 我顺着他们的眼神抬头一望,只见在我们窑顶烟囱口处,一只浑身沾满黑烟灰的猫正趴在烟雾中嗷嗷哀嚎,原本一只黄猫这时候却变成了一只黑猫,我一下忍不住笑出声来,原来那只猫没被烧死。 我一边笑一边喊:“快出来看呀,黄猫变成黑猫了!” 老乡说:猫七、狗八,意思是说:猫有七条命,狗有八条命。看来真不假。 他们几个人闻声全都跑出来了,当看见那些娃娃的样子和表情,再顺着娃娃的眼光和我手指的方向一看,那只变了色的猫让他们瞬间改变了愤怒情绪,不由得开怀大笑。直笑得滴出了泪花花。 刚才楞楞的那排娃娃,可能是早已在窑外听到我们打猫吓傻了,其实他们原本没看到我们抓住的是黄猫,并不知我们为何而笑,但这一刻也被笑声感染了,一起跟着笑起来,憨憨淳朴的样子很可爱。 那一刻,满院子充满了笑声,笑声回荡在大山中,我们的满腔怒火变得烟消云散,一时间又都可怜起那只猫了。 从灶火口到长长的炕洞,然后再拐过去到窑顶,那么长的距离,烟囱那么高,里面光秃秃、黑乎乎、布满厚厚的黑烟灰,而且当时灶里正烧着柴,烟囱中还充满浓浓的、炽热的烟雾,它怎么爬上去的呀,看来也是被火燎得逼急了,否则绝爬不上去。 一个男生抄起一个小土块朝猫砍去,嘴里喊着:“还不快跑,一会儿熏死你得了,”猫被哄离开了那个火热的还在冒烟的烟囱口。 虽说我们的牛肉被猫咬得七零八散,是猫吃剩下的肉,但那是我们自过年以来第一次分到的肉,而且当时连饭都吃不饱,所以绝舍不得丢掉,我们用它包了一顿地耳馅的包子,依旧吃得很香。 唉,真可惜呀,我们村那时连我们知青才十三户,所以每户分到不少斤肉,我们本来能吃上好几顿的牛肉,结果一多半都便宜了这群猫和郭大娘家养的大黄狗了。 过后,郭大娘告诉我们,窑洞后边正中间顶上吊着的那个木头钩子就是挂东西的,以后吃的东西怕猫和耗子咬,就装在筐子里吊起来就行了,我们这才恍然大悟,以前一直不知道那个绳子吊着的木钩是做什么用的。 (后来用那钩子挂过放肉的筐子,我看见猫依然能从炕上跳进去。) 那只猫只是燎了一点儿毛,并没受多大伤,后来我们在南沟的那段日子它一直活得好好的。 (我记得九八年十月三日在叔洲家聚会时,在饭桌上我让陆民、杨林看我这篇底稿,当时他俩哈哈大笑,说他们都还记得这事,把旁边吃饭的大队知青们笑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陕北插队故事】(31)分到自留地,动手盖茅厕2011-12-20 春耕结束后,老乡们都开始忙自己家的自留地,我们队男生就追着队长也要自留地。 开始队长不愿意给,说:“等明年你们把农活全都学会再说,你们娃娃家连自己的茅厕都没有,哪里来肥料,也不会种菜,干一天活还嫌累呢,哪有时间伺候自留地,回头把好地都糟践了。”(自留地都是村子附近的沟底,比较肥)。 但我队三个男生整天无论出工在地头还是收工回来都追着他磨嘴皮,说我们已是村里一户了,应该和老乡同等待遇,我们也要种自己的菜吃,并表示我们不懂会虚心请教、边干边学,能吃苦,肥料自己会想办法解决。 后来队长耐不住他们轮番攻击,终于答应了,而且是把村头最好的一块儿地分给了我们。 这块地紧邻全村唯一的那个泉眼,浇水非常方便,而且站在我们院子边边上就能看到,一旦有牲口或娃娃糟践一眼就能瞭见。 记得分到地的当天,我们几个兴奋极了,立即拿着铁锨去松土,因为是熟地,去年是队里的玉米地,土壤很松,很好打理。 后来我们用这块地种上了玉米和菜。李岳恒特意让家里寄来豆角、茄子、西红柿等菜种子。 自留地都是用自家厕所和猪圈的肥料。而我们俩女生一直都用的是房东的厕所,三个男生用的是谁家的我不记得了,应该是坡上爱爱家的,以前也没养猪,所以没有肥料来源。 为了今后不饿肚子,我们决定种好自留地,自己动手盖厕所,并决定养一只小猪。 我们选择在离窑洞不远的地方盖了两个分男女的厠所,只隔一个土墙,男生从他们窑洞出来正好进右侧男厕所,我们从院子过去进左侧女厕所。 但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在学校时他们三个男生是初中二年级的,我们俩女生是初中一年级的,赶上这两个年级都是男女分班,所以一直比较封建,如果同时在路上碰到面还是不好意思,于是每次上厕所都是离老远就开始假装咳嗽,里边的人听见也回应两声干咳,就赶紧避开了,就那样每次回来还觉得很尴尬,半天不敢再去。后来直后悔俩厕所没分远一点。 有了茅厕,自留地就有了肥料来源。后来我们每次借房东的粪勺子和粪桶、粪担子,掏粪浇自留地。

【陕北插队故事】(32)短命的小猪2011-12-21 留专人做饭,可怜的小猪崽 李岳恒到县城赶集买回一头小猪,体重只有七斤,黑黑的短毛亮亮的,大眼睛双眼皮很可爱。开始见到我们哆哆嗦嗦很害怕的样子。 队长见了说:“咋把人家的猪儿子买个来了,这猪太小了,可能还没断奶呢,不好养活。”房东也说我们应该买头半大点儿的猪来养。听村民讲,村子里的小猪夜间有时会遭遇狼的袭击,为了小猪不被狼叼走,我队男生开动脑筋,自己画图纸,设计了一个自认为很聪明、很独特的猪圈,在厕所旁边的坡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坑,坑内墙的一侧离坑底十厘米高的地方打了一孔小窑洞。 当时爱爱的爸爸看见说:“这样不行,下雨猪圈会被淹的。”一位男生说:“这里地势较高,别处的雨水不经过这里,我们计算过,按表面面积,得平均降雨达到NN毫米才能淹了猪圈呀。再说坑里距离窑洞留有三寸高的空间呢,不可能下那么大的雨吧?” 白天,小猪在坑里活动,吃食,晚上把它赶回洞里,盖上一块石板,用木桩斜着顶住,再用一根粗粗的大杠子直直下去,一头顶着石板,一头在土壁,死死卡住,狼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的。我们自认为这是全村最好最安全的猪圈。 我们白天喂食、打扫卫生和晚上堵猪圈却很麻烦,还得蹦上蹦下的。幸好那时年轻,弹跳力都不错。 那时到县里买粮,要是买磨好的面,就八五折,一百斤玉米,只给八十五斤玉米面,那十五斤该剩的麸子和糠就不给了,抵了加工费了。所以我们就要原粮自己磨,谷子买回自己碾米,剩下的麸子和糠我们都吃了。 自从买回小猪,我们和老乡一样,从山上捋来杏树叶,将省下来的麸子、糠拌着给它吃,每隔一、两天就用称称它,盼着它快些长大。 每天晚上小猪都不愿意钻进为它打的那个小窑洞,都要费劲哄赶。 买回小猪,有了自留地,还要经常碾米、推磨,我们经商量决定每天留一个人在家,这样就都不紧张了,在家的人负责自留地,挑水,推磨,做饭,喂猪,再养几只鸡喂,也不轻松,那样大家每天进门就能吃到热饭了。 我记得好象谁做饭谁就负责关猪窝,有一次不知谁做饭晚上忘记了关猪窝,睡了一夜都没记起,第二天有人一早上厕所才发现,班组会上还受到大家批评,真吓一跳,幸好那晚狼没进村。 养猪,也给我们单调的生活增加了一点儿乐趣,没事我们收工回来都去喂它,逗它,男生还敢抱它玩,我和秀琴都不敢。 记得刚买它回来没几天,一次小猪忽然生病了,不吃不喝不知怎么还拉起稀了,李岳恒把从家里带来的磺胺消炎药片碾碎按书上小孩体重比例灌它吃,小猪吱吱叫着挣扎,几个男生按的按,灌的灌,真给喂进去了,小猪竟然奇迹般的好了。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一天半夜,我和秀琴被电闪雷鸣惊醒,听着外边哗哗的大雨声,我们立即想到猪圈会不会被淹啊,我俩一骨碌爬起来,连忙起床穿上雨衣,打开窑门,拿着手电筒冲进大雨之中。跑到猪圈那儿用手电一照,只见猪圈白茫茫一片汪洋,已经完全被淹没,满满的水在哗哗往外涌,我一看慌了,想着小猪闷在窑里会淹死的。于是急忙找了根树枝一捅,感觉杠子和石板都不见了,窑洞好像是空的。 秀琴不相信,觉得水不可能冲开杠子和石板,她觉得可能我捅的位置不对,又接过树枝捅了一遍,和我同样感觉。我想;是不是男生醒的早,把小猪救走了。 我们来到男生窑洞前喊;“李岳恒,猪圈淹了,小猪不见了。”停顿了一会儿,杨林回答;“小猪在我们这儿哪,你们回去睡吧。”我俩放心地回到窑里,直夸男生心细,睡觉比我俩轻,还猜想第二天他们会埋怨我俩不知操心,睡觉太死。 那天雨真大,我俩穿着雨衣都淋透了,擦干身上、脸上、脚上的水,我们一觉睡到天亮。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俩就去敲男生门,非要看看小猪淋病没有。门打开了,窑洞光线很暗,我俩满地找,却不见小猪的影子。 我问;“在哪儿呢?” 杨林回答;“在灶台上。” 我俩走过去一看;可怜我们的小猪已直挺挺地躺在那儿—死了。 我们五人半天沉默不语,最后决定还是把它吃了。因为它毕竟是大家花钱买来的,而且我们当时很少能开荤。这只买来的小猪只长到十三斤。 老乡看见男生给小猪剥皮,说;“北京娃真‘残’,连小猪娃也敢吃。” 可我们当时为添饱肚子,也顾不上他们说什么了。 那天正好我做饭,我想今天有肉,一定要配好主食,我把家里从北京千里迢迢寄来的原本是想作粥的五斤好大米一下全蒸了,是装在五个饭盒里蒸的。 饭熟了,我盛好饭菜,高高兴兴地跑出去大喊;“开饭了!开饭了!男生开饭了!!” 我想从北京来陕北后还没吃过一顿大米饭,他们看到饭后一定非常惊喜。 结果实在让我失望,三个男生一个个闷闷不乐。平常吃饭的时候是最热闹的时候,虽然饭不好,有时还吃不饱,但总是有说有笑。今天却都不声不响,闷头吃饭。我想我真傻---。 后来我直后悔,那五斤好大米是妈妈全家在北京春节供应的,舍不得吃给我寄来,邮费比大米贵出好几倍,妈妈听别人家孩子说陕北插队都吃不饱、饿肚子,还听说陕北没大米才给我寄来的,说让我们熬粥喝,我收到包裹单,请了半天假,来回跑了五十里取回来的,一顿就吃了,吃的还不开心,早知应该以后熬粥喝,能喝多少顿呀。 后来有人说,猪会游水,如果不把洞堵那么结实,也许它会跑出去,或许还有存活的可能。第二年我们也学老乡在窑洞前盖了一个猪圈,又养了一只猪。

【陕北插队故事】(33)麦收中的那些事2012-1-1 麦收故事(一) 我们南沟村非常缺水,全村只有一个小泉眼,种在山上的麦子一般离村子都比较远,很少锄草,从种到收最多锄两遍,种在远处山顶上的甚至一次都不锄草,队长只是从拦羊的嘴里打听庄稼的长势,直到快收割的时候,队干部们才去考察看看哪块地的麦子先熟,以便决定先收割哪里。 可以说那时的陕北是没水、没肥,靠天吃饭,队里所有麦地几乎都不浇灌,也没多余的水可浇。村民的自留地挑担浇水,就那口小泉眼的水,舀两瓢还得等一等,等水渗满那小坑坑,接满一担水要等好一会儿。 队里人虽然少,但是各种地种的可不少,离村近的地种的都是白薯,黄豆、南瓜、土豆、萝卜、小麻籽,菜地还是有时浇水的。到通往瓦石头的小溪挑水,半山腰种的棉花、芝麻、黑豆、绿豆、南豆,谷子、糜子,这些地都必须要间苗,棉花还要打尖,所以这些地锄草相对比麦地多。 来队里的第一年,还算风调雨顺,老乡都说北京娃给他们带来了好运气,麦子长得出奇好,是几十年没有的丰收年。(那时的陕北,丰收年亩产也就100多斤)六月份麦收开始了,老百姓早就告诉我们麦收是最苦的劳动。 队长刘元明的婆姨春天捣粪时就对我们灌输说:“看你们这些北京娃,白个生生地多娇嫩,到了麦收时,个个不哭鼻子才怪呢。” 我回答:“不会的,我们在北京麦收时拔过麦子。” (记得在北京我们铁二中学校是和顺义县北小营公社挂钩,每年夏收,我们都去帮着拔麦子。不用镰刀,连根拔。但是我们只管拔和装车,村民用马车和拖拉机往村里麦场运,但那都是平原。文革中有一次是学解放军拉练,背着行李、步行从学校去的。下午出发,一百三十多里路,整整走了一夜多。我身体不好照顾我打前站,做卡车去的,整理宿舍,烧开水,第二天在村口迎到同学都不认识她们了,一个个都脱相了,满脸土,每人都瘦了一圈,个个一瘸一拐。那时的孩子,多能吃苦呀。) 可能有了思想准备,也有了开荒、砍柴吃的苦,所以没觉得受不了,我们都没因为苦哭鼻子,说苦的确也苦,头顶火辣辣的太阳割麦子,每人负责几垅,斜着一字排开往前割,开始我们镰刀磨得不够快,割麦子也没经验,常常落在后头,经常有老乡割完自己的,掉过头来接我们。 种在半山坡上的麦子割下后,还要象打柴那样扭崾子把麦子捆扎成捆,(必须捆得结结实实,否则路上散了,滚得漫山遍野可就不好收拾了。掉队不说,还糟蹋麦子。)捆好后用绳子背到背上,翻山越岭直背到村里的麦场上。老乡们主动在前边开路,还时不时回头拉我们一把。碰上陡峭的山坡,只能手脚并用,先用一只脚在坡上拱个窝窝站稳,再用另一只脚同样去进行下一步,背上的麦芒针扎般地往肉里钻,又痒又疼,头上的汗珠顺着脸庞淌到地下,松软的黄土撑满鞋子和脚抢空间,挤得脚生疼,象是要把鞋子撑崩了。 种在塬上的麦子,用崾子捆结实后,需靠扁担挑到塬上单有的打麦场,挑麦的担子两头尖,先用一头扎住一捆麦子中间,再把它180度举到空中,用另一头去扎下一捆麦子,然后放平担在肩上。 有的当地小伙子为了显示力量大,也为了照顾我们,扎住一捆麦子举到空中后,跑步去扎远处的那些麦子捆,把近处那捆让给我们。一捆麦子也得五十多斤,他们的力量确实令我们惊讶、佩服。 挑麦担子就象电影《李双双》里演的那样,颤悠颤悠地挑到打麦场,一担湿麦分量可是不轻。捆儿大的一担足有一百多斤。肩膀都压红、压肿了,到后来,担子往肩上一放就火辣辣地疼。 麦子晒干后平摊在场里,赶着驴拖着滚子碾压,人工扬场,最后把麦粒装进队里羊毛编制的大口袋,一袋有百八十斤,一袋一袋用肩膀扛回村。上肩的时候往往需要人协助一下,也有吆着驴往回驮的。 我记得大队的夏姐曾因扛麦子扭了腰,送到公社去治病。 记得那年麦收时,一天我和村民正在塬上割麦,突然感到头晕、心慌、眼前一阵阵发黑,手一松,镰刀掉了,刀尖尖正好掉到大拇指和二拇指之间的脚面上,血呼地涌了出来,我吓得不知所措,抱住脚腕子一屁股坐到地下。房东郭大娘见状连忙扔了镰刀跑过来,一把把我的脚抱在怀里,我不好意思地一劲儿挣扎想把脚抽回来。 我连连说:“别!别!脚太脏了,都是土,还有血。” 大娘说:“脏甚脏,顾不了那些了,来吧。”她紧紧抱住我的脚,用大拇指使劲按住伤口,嘴里念叨着:“可怜的北京娃娃呀,可怜的娃!从那么远来这里遭罪,妈妈的见了得多心疼呦!太兮荒了—。” 我队几个知青和老乡闻讯都跑过来了,看见镰刀上和地上的血也都替我担心,耽误了大家干活,又觉得这件事办的很愚蠢,所以弄得我低着头很不好意思。(三十多年后才查出我患有先天的肾上腺瘤,弯腰就会刺激瘤分泌一种叫醛固酮的激素,引起血压升高,割麦要持续弯腰、每年割麦我都要生病。) 大娘让我自己压住伤口,她跑到地边掐了几棵带刺的小草,只见大娘将小草揉碎将汁滴在伤口上,接着按压,开始没止住。 一个男生说:“掐住脚脖子,可以止血。” 另一个男生说“口子太大、太深了,需要缝针才能止住血。” 大娘对着围观的人着急地说:“到哪里去缝针?看剩看,还不赶紧再去找点儿这草草来。快点!”有的村民这才反映过来,几个人纷纷跑去寻找,不一会儿又找来一些草,有两种,大娘揉搓后连草一同按在伤口上,反复几次,真神了,血居然止住了。 队长招呼大伙渐渐回去干活了,书记、大娘和知青组长都劝我回窑休息,我想:轻伤不下火线,麦收正忙,我又按压了一会儿,看确实不出血了,就又回到了麦收的行列中。 但大家一直很照顾我,割着割着就发现我负责的三垅麦子渐渐变成两垅、最后变成一垅了,原来我两边的村民都在默默地帮我。我的鼻子一下又酸了。 我清楚地记得,郭大娘按住我脚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外涌,知青围过来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抬头,眼泪滴在土地上,秀琴看见了在旁边劝我别哭,我还说:“谁哭了?我没哭。”那眼泪是疼痛?是委屈?是感动?我说不出,只感到亲人就在身边,郭大娘就象我的妈妈。 多年来我脚上一直留有这次割麦落下的疤痕。每当看到它,就使我想起这段往事,想起象妈妈一样关心我们的郭大娘。

【陕北插队故事】(34)麦收时采摘野果2012-1-4 麦收故事(二) 麦收时也有乐,村里玲玲(爱爱的三姐,下边相片留大辫子的那个)教我挑青的颗粒饱满的麦穗在手里揉搓后吹掉皮,细细嚼,那青青麦粒一咬一兜兜白浆浆水,在那吃不饱饭的时候,野菜野花都敢吃,那麦粒觉得好香甜呢! 开始我觉得吃队里粮食不合适,玲玲说:“这些没熟的麦粒晒干也是瘪的,扬场就扬出去了。”我才和她学着吃。 休息时玲玲和杏叶(下边有照片)还带着我和秀琴去寻找半山腰的木瓜树,她们从小在这里长大,那块地那个位置有什么样的野果都很清楚,木瓜树都不大,结的木瓜也很稀少,每次她们摘到后都先让我和秀琴品尝,记得木瓜籽象莲子一样好吃。到北京后我还没吃过。 我们还去找杏树,各种各样的野杏、有好吃的杏但不多,大多数野山杏不好吃。肉很薄、很柴、很酸。瓦石头大队有一颗很大的杏树,结的白杏肉很细腻,杏仁是甜的,我特爱吃甜杏仁,那时每到杏熟的季节,我一有机会到瓦石头就去那棵树下看有没有掉下的杏,捡了杏迫不及待找石头敲开杏核吃杏仁。我们年年能分到这棵树上的杏,包括在南沟时,全大队家家都能吃到。 记得村里没人挑水时,剩余的泉水就会流向瓦石头,路上形成一条小溪,有的村民就把野山杏放到小溪中去怄,然后淘洗出杏核可以拿到县城当药材卖。但一般只有拦羊的有这时间打杏,他们对野杏树的分布也最清楚。 还有一种果子叫马如子,一串一串的,个不大,熟透的果就象玫瑰香葡萄的颜色,只有熟透才好吃,我记得红的时候又酸又涩。在北京没见过这种果。 最好吃的野果村民管它叫蛇莓子,蛇莓子是草生植物,在野草丛中,熟透的蛇莓子又酸又甜口感非常好。(上月在延安地图博客里见到了很高大的木瓜树、熟透的马如子、一片片的成熟的蛇莓子看的我都馋了。多年来,经常和女儿提到,如今科技这么发达,北京怎么不能引进人工种植呢?) 玲玲还教我看见知了轻轻拍打胳膊,嘴里发出有节奏的啧啧声,知了就会落在肩上,轻而易举就会抓住它,麦收时山上搭起临时锅灶烧水,把知了丢进炭火烧着吃,在那个缺肉的年代,知了胸脯的肉嚼到嘴里觉得很香很香的。 去年我在动物世界见到和我们一样的方法抓知了,解说他的道理是轻轻拍打胳膊和发出的啧啧声与知了求爱发出的声音很相似。 麦收时还会遇到突然窜出的野兔子,到那时男女老少满山遍野围追堵截,发出的呼喊声、欢叫声响彻山野,那一时间都把疲劳丢到九霄云外,齐心协力追赶兔子,兔子吓得慌不择路,东奔西逃,谁率先捉住属于谁,只是那没割完的麦子往往会遭殃,队长如果发现就会大声制止。 发现兔子后抓住它的概率可能只有百分之六十,没割完的麦子往往掩护兔子会逃脱。离我们五里地外有个于家沟生产队,也属于我们大队,全村都是逃荒来的,他们那时上山割麦都带着猎枪,容易打到猎物。 麦收时最怕连阴天,尤其是晒在麦场上的麦子,一下雨,大家赶紧在队长带领下去垛麦子,遮盖好,每到那时大家都奋勇当先,心往一处用,劲往一块儿使,争分夺秒,相互配合,象打一场短暂的战斗。 天晴后再把麦子摊开晒,有时连阴天麦子垛在一起就会发热、发霉、长芽。地里的麦子连阴天收不回来雨点会把麦粒打落,那季节最怕的还是冰雹,插队第三年我们麦收时就遭遇了雹灾,一粒一粒去地里捡,连种子都没捡回来。 记得第一年麦子还在收割中,我们就首批分到了靠自己劳动得来的新麦子。当我们从麦场上高高兴兴背回分得的小麦后,迫不及待地把它磨成面粉,蒸了一锅雪白的大馒头,馒头在锅里蒸着,麦香味就已飘出来了,我们馋得直流口水,好久没吃馒头了,记得那天我们五人象过年一样高高兴兴地把一锅馒头一抢而光,美美地饱餐一顿。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馒头。在北京吃的供应粮,都是国库积压的粮食。味道比这新鲜粮食差远了 那新麦子磨面蒸的馒头吃了香甜在嘴里、更在心里!

【陕北插队故事】(35)吃六六粉浸泡的麦子2012-1-11 我和秀琴住的窑洞,最里边是两个粮食囤。记得第一年麦收结束后,我们把分到的麦子放进粮食囤里,那时做饭都是在这孔窑洞,窑洞里通风不好,做罢饭窑里温度高,窗户打不开,蒸锅里的热气出不去,所以还有点潮湿。 到了暑期三伏天的时候发现麦子长小虫了,那种有犄角的小牛牛虫,并且繁殖很快,麦子被它吃过只剩下空壳,好容易分到的、一年的细粮哪能这样糟蹋了,况且那时我们还吃不饱,岂能让虫子和我们分享这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但一时拿不出好办法来对付这些虫子,怎么办? 李岳恒提出:“我去县里跑一趟,看能否买点儿杀虫的药来试试。”那时因我们从村里分了小麦,县里的细粮供应就取消了,剩下粗粮那部分供应到秋收。所以还去县城买粮食。 李岳恒从县城买回了杀虫剂,掏出来我立即闻到一股熟悉呛人的味,说:“这不是六六粉吗?,这味我太熟悉了,小的时候,公共厕所里到了夏天都是往地下撒这六六粉,对付那些蚊蝇和蛆的。” 李岳恒说:“药店说的是XX杀虫剂,不是六六粉。” 秀琴也说是六六粉味,但李岳恒还是把它拌进麦子里搅合均匀了。 从那天起,窑洞里就弥漫着六六粉味,后来男生查书查出它确实是六六粉。李岳恒找到县城,对方回答这个剂量吃不死人。 可能这药也掺了假了,虫子虽然繁殖的比以前慢了一点儿,可还有活的。 后来这些麦子也没舍得丢掉,磨面的时候,也和以前磨普通麦子一样,头天用湿抹布擦擦闷一夜,第二天磨成面。 六六粉浸泡的麦子照样磨面蒸馒头吃了。可是和面之前都要再仔细挑挑,面里经常还会有碾碎的小死虫子。 那带有六六粉味道的馒头实在不好吃,第一次吃的时候我们也害怕,那天馒头端上来后,我和秀琴闻了闻,有点儿不敢吃。 李岳恒说:“要不我先吃,吃了明天没事大家再吃。” 不吃那天吃啥呀,那时顿顿没剩余的饭,也没有零食,我和秀琴面面相望,干了一天活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也就顾不了那些了,我俩同时苦笑着咬了一口馒头,那天我们五个都吃了六六粉馒头,但谁都没敢吃多一点儿。 吃完饭,李岳恒说:“今天大家睡觉别睡太死了,谁夜里肚子不舒服别挺着,都赶紧说,咱们好及时上医院。” 上医院,哪那么容易呀,真中毒了,25里外的公社小卫生院根本也治不了,县城四十多里山路,真要上医院就和那《秋菊打官司》里演的一样,还要临时绑担架抬,中毒厉害等抬到了那里也差不多了,所以当天晚上大家都提心吊胆的,拿命赌一把的感觉。 第二天大家起来互相一看都没出事,才放心了,后来所有六六粉麦子也大胆照吃不误了,毕竟那是白面,而且那时肚子吃不饱,饿呀!现在想想真是后怕,那六六粉通过虫咬的洞洞都灌进了麦子里,带水的湿抹布擦完闷一夜,六六粉更渗透进麦子里了,可能那六六粉不都是真的,否则我们还不中毒了? 好在我们五人现在还都活着,哈哈!朋友们听了有何感觉?这个故事还是我队杨林和秀琴去年听说我写插队故事给我打电话提起的,感谢他们俩,帮我增加了插队故事的素材,没你俩的提醒,我都忘了。

【陕北插队故事】(36)学锄地所经历的2012-1-13 麦收结束后,开始集中给玉米、谷子、糜子锄草,玉米一般都种在沟里或山坡上,锄草时每人负责几行,斜着一字排开,陕北坡上的土地特别松软,一脚一个坑,不一会儿鞋里就灌满了土,涨得非常难受,于是我们就学老乡的样子,在地头脱掉鞋子光着脚丫子学锄地。 夏季锄地很是辛苦,头顶炎炎烈日,脚踏滚烫的黄土,土里经常有夹杂的草根和往年留下的庄稼根根,非常扎脚,当地的老乡们都有一双黑黑的和手一样颜色的、经过长期磨练的、布满老茧的脚。 而我们知青的脚白生生的,细皮嫩肉,刚脱掉鞋子时和村民的脚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开始光着脚干活真的很不适应。为了省鞋也照做了,不然几天鞋就会被土撑崩了。 (那时干一个月的活也挣不了一双鞋钱,我们从家只带了两双单鞋,第一年没有旧衣服抿袼褙,没有麻绳,第二年我们就会自己做鞋了。) 慢慢地,我们也就逐渐适应了光脚锄地。 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黄土地上,恐怕那时所有知青都和我一样,自然而然想起了学生时代背的那首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由的感叹:不亲身体验,哪知粮食的来之不易啊! (下边延平评那一大段评论写的真好,引用加到这里:说到锄地,我就会想起盛夏在玉米地锄地。盛夏时节玉米就长到一人多高了,山坡上、沟洼里一片片玉米长得绿油油的,这些玉米是当地农民一年的主粮。黄土高原雨水少,农民就依赖“锄头底下三分水”了。记得那时在玉米地锄草的确是一项艰难的农活。烈日当头,一行行的玉米杆间密不透风,我们赤脚踩在热烘烘的黄土上,顺着两行玉米间的土拢,一边除着杂草,一边挤过茂密的玉米叶一步一步向前移动。头上脸上的汗水一滴一滴滴在黄土地上,湿漉漉的衣服贴着背,身边长长宽宽的玉米叶子像一片片薄薄的刀片,在身上划过,胳膊还要不时地抬起遮挡一下横在脸颊上的玉米叶。一天下来,我的胳膊、手上,甚至脸颊上留下被玉米叶划拉的一条条横竖交错的血印子。往往过后不久划伤的裂口就肿起,变成一条条红肿的棱和包块。难忘啊!那时真是深刻地体会到农民的艰辛和粮食来之不易。草后,我的胳膊、手上被划拉的一条条的血印子。) 记得那时天特热,我们都不愿意穿短袖,避免胳膊伤痕累累,我还有点儿过敏,玉米叶子揦过后,一愣一愣地鼓起来,又痒又痛。 难忘春天我们刚开始学锄地的时侯,还把野草和庄稼苗分不清,尤其是谷子和稗子更不好分,锄地象割麦子一样,每人负责三垅,一开始锄地之前,队长已经给我们辨认了苗和草的区别,讲了苗与苗的间距,但一时记不住,需要实践。判断是要时间的,一边锄一边辨认,锄的速度就很慢,一会儿就都落在队伍后头。 间苗要把好苗留下,把草和发育不好的小苗锄掉,还要照顾好间距。一时间觉得手和眼都不够使换,记得往往一着急,一犹豫,就把大庄稼苗锄掉把小苗或者草留下了,队长发现了着急得直嘬牙花子,免不了会唠叨我们几句,我们那时心里也很着急。 其实我小时候在山西太原也和姥姥种过菜园子,草和苗姥姥教过我辨认,多数还能分得清,只是判断得慢,所以跟不上他们锄地的速度,经常有时一不小心就象栓宝说银环那样把好苗“判了死刑”。每逢这时可能虚荣心作怪吧:赶紧用脚踩住,偷偷用脚或者锄头埋进土里,只怕挨队长说也怕遭老乡笑话。 乡亲们锄到地头返回来接我们,手把手地、一遍遍不厌其烦地教我们握锄的架势:“前腿蹦、后腿弓,紧握锄把不放松。”。使我们很快掌握了锄草技术,不久就能跟随队伍前进了。就和豫剧《朝阳沟》里演的银环学锄草那个过程一样一样的。 麦收后玉米长得很高了,一次在山上锄草中间休息的时候,我突然发现风平浪静的玉米地里,一棵玉米忽然单独晃动起来,我感到很神奇,马上指给村里的女子和婆姨看,他们说那是瞎獩在吃玉米根根呢,(当地的叫法,其实就是动画片里的小鼹鼠)。 鼹鼠吃了玉米根,这棵玉米就会死掉,为了拯救这棵玉米,大家赶紧去挖小鼹鼠.村民说小鼹鼠很狡猾,它的眼睛虽然看不见,但它的耳朵特尖,一有动静,它就会迅速逃跑,它的洞四通八达,很不容易捉住它, 按照有经验的村民指挥,大家全都闭住嘴,不许嚷嚷说话,我们十来个人围城一圈,从两三米远的地方一起用锄头刨地包抄过去,一直挖到那棵玉米,也没见到它的影子,有人拿起了那棵玉米,发现玉米根已被吃掉,这棵玉米肯定活不了了。 这一次挖的过程中,我第一次真正见识了小鼹鼠的洞非常复杂,纵横交错。我们锄地只带锄头不带铁锨,锄头挖地可想而知根本不好使,并且挖的时候还得顾忌一排排的玉米需要躲开不能伤及,所以这次最终让它逃脱掉了。 之后锄地的时候,这样的事也碰到过好几次,记得曾经有一次包抄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黑黑的带毛的东西一晃就钻进洞洞里不见了。老乡找来了草用烟袋点燃塞进那个洞洞,想把鼹鼠熏出来,也没见结果。恐怕早从别的洞跑掉了。 锄地过程中经常发现被咬断根死掉的庄稼。我们心里那时就埋下了痛恨这古怪精灵的种子。(后边写秋收会写到我们遭遇的小鼹鼠灾害和对它的残酷惩罚。) 锄地时如果离队近到了饭点儿就回家吃饭,离队里远的也是象前面描叙的春耕时一样派人回去取饭或带饭在山上吃。 干活中间最爱听队长喊:“歇哈啦------。”就是统一休息了。 一休息,女子们就忙着找杏树捋杏叶好回家喂猪,还带我们采野果,挖草药。捡柴禾。我们的房东郭大娘50多岁了,真是能干,还能和年轻人一样爬树摞树叶,令我们佩服。 多数年龄大的社员由于体力不支,则找个阴凉地方歇一会儿。男的开始抽烟袋,女的开始纳鞋底、鞋垫。 只要队长一喊:“搂造了-----。”就是重新开始干活了,一切副业、休息立即停止,抓紧正规锄地。 天黑了,队长一喊:“收工了-----。”大家就收起东西往家跑,赶上那块地锄完早,下一块地离得又远,就会早收工。 每天锄地收工回来路上都会忘记了一天的疲劳,脚步都很快,大家都是兴冲冲地、背着收获的各自副业说说笑笑、哼着小曲、满载而归。

【陕北插队故事】(37)吃嫩玉米的风波2012-1-15 记得插队第一年和队长要来了那块自留地以后,为了今后能吃饱饭,我们一直精心照料着我们那一片儿地。我们种的玉米占地最多,其次种了豆角、土豆、白薯、西红柿,长势都很好。 李岳恒家里寄来的豆角种子,说40天就能成熟,是不爬蔓子的芸豆角,真的四十天就吃上了,当地村民听说后都来参观,都夸这种豆角成熟快,好采摘,他们以前没见过这品种,纷纷让留点种子给他们明年也种。 自留地离泉水很近,轮倒谁做饭就抽空给地浇水、施肥、锄草。我们没有担粪的工具,每次都是借郭大娘家的,用粪勺子一勺一勺从厕所掏出来灌到粪桶里,然后用挑粪担子挑到地里,在庄稼旁边挖个沟沟,把粪浇在里面后再用土埋上。厕所里沤过的粪很臭,那刺鼻的味道直钻脑仁的感觉,夏季还有一层蛆涌动着浮在上边,看了就恶心。 可那个年代,化肥还很少,公社也进过货,老百姓和队里也买不起。也不相信那东西能增产,直到第二年,上级领导为了让大家体验化肥的好处,鼓励用化肥,实行了优惠,奖励,才有人开始尝试这化学东西。 那时总说的一句话:“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现在全是用化肥了,这句话不适合用了。)为了不饿肚子,累和臭都忍了。我记着有一次,我一人挑着粪担都到地里了,没注意地不平,撂担子时桶倒了,粪撒到鞋上,鞋也不舍得扔,找了个河沟,用肥皂洗刷了好多遍,还觉得很味。直到太阳把它晒干了才好多了。那双鞋接着一直穿,每次穿它都觉得别扭,直到破的不能补了才扔掉。 那时老乡告诉我们,浇完粪之后几天地更要常浇水,否则庄稼会烧死。我们都虚心地按照老乡的指点去做了。 平时男生谁收工回来早一些,也都主动抢着往地里跑。为防止动物糟蹋,砍来树枝,围起栅栏,还做了一个门,用不断和老乡们学来的经验,精心打理着那些庄稼和蔬菜。要说起来,三个男生在自留地上下的功夫要比我和秀琴多。 夏天时种的西红柿也结果实了,只是在路边,难免村子里散养的鸡糟蹋,那些鸡就像野鸡一样,都能飞很高很高的,栅栏根本挡不住它们,西红柿刚一红还没等我们去摘,就经常会被啄的一个洞一个洞的。 转眼到了秋天,玉米快熟了,一些老乡开始煮嫩玉米吃,一天晚饭后,男生回窑洞了。房东郭大娘送给我和秀琴每人一个煮熟的玉米,那香甜的嫩玉米真好吃。吃完一个把馋虫都逗出来了,还想吃。 我俩赶紧跑到我们自留地里去看我们自己种的玉米,结果轻轻拨开几棵玉米的穗穗尖尖,都看到玉米还太嫩,队里分给我们自留地晚,我们比老乡种的时间自然也晚,还没成熟是正常的,我俩想吃嫩玉米的心太迫切了,那天晚上只好失望地回到了窑里。 终于有一天轮到我做饭,到自留地浇水时看到我们种的玉米也能吃了特兴奋,秀琴那天收工回来早,我一说,她也显得很高兴,我俩一起跑到自留地掰了五个嫩玉米煮到锅里,秀琴还帮着我做了贴饼子。 那无公害玉米煮到锅里香甜味溢满整个窑洞,盖过了六六粉麦子呛人的味道,我俩幻想着吃饭的时候,男生见了一定会很兴奋,这完全是我们利用业余时间精心照料得到的果实呀,为它付出了太多的辛苦,肯定他们见了都高兴,个个会吃的特香。 终于盼到三个男生收工回来了,我俩高兴地抢着去揭锅,没想到当那诱人的嫩玉米和贴饼子一起端到炕上时,三个男生一脸严肃。吃得并不高兴。我俩虽然心里很纳闷,但傻乎乎依旧吃的很香,特满足。 晚上,组长李岳恒特意给我们五人开了个会,对我俩进行了严肃批评,说:“这样吃玉米是浪费粮食,忘了饿肚子的滋味啦?现在五个嫩玉米吃了就和零食一样,根本不顶饱,留到秋后能蒸多少窝头呀。” 其他两个男生也发表看法觉得组长说得对。都对我俩进行了批评。 我俩连连点头,嘴上说:是是是!对对对!承认错了,心里却不服气。 秀琴小声嘟囔;“人家老乡都可以吃,我们为什么不能。” 我也说:“就是,好不容易等熟了,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还错了?” 李岳恒说;“队里分粮是按人头分,老乡家孩子多,刚出生的吃奶不吃粮的也分一份当然粮食够吃了,而我们是五个劳力、个个年轻都是吃将,粮食当然就紧张了,秋收一过,国家供应我们的粮食就取消了,今后必须得靠我们精打细算过日子才不至于饿肚子。” 我俩听了也就无话可说了。就从那天开始,我们那一年再没吃到自己自留地的嫩玉米。 (前些日子,秀琴来我家还提起这事,我俩一直对这件事挨批评感到很委屈,觉得男生小题大做。) 我和秀琴那时都把房东郭大娘当成了亲人,第二天锄地休息时,和大娘诉说了吃嫩玉米的风波,大娘听了说:“看把娃娃委屈的,好兮荒呀,吃个自家的玉米还要受批评,咱队里几个男生太仔细了,没那么严重的事呦,以后看大娘给你们煮吃玉米。” 那一段,老乡们往山上送饭,有时家里带的煮玉米每次都分给我和秀琴一起吃。老乡们都是诚心诚意的,如果不吃还会不高兴,尤其是杏叶和郭大娘、玲玲家,每次煮玉米都喊我俩去吃-----。 在这里真心地再说一句:“谢谢你们,帮我们度过了那个饥饿的年代,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当年的帮助。”

【陕北插队故事】(38)小白鼠钻进裤子补丁里2012-1-16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玉米、谷子、糜子、芝麻、棉花、土豆、白菜、白薯、萝卜以及各种豆类农作物都熟了。所有庄稼都要靠人背肩扛运回村来。 玉米先用镰刀割下来在地里支成一簇一簇的,等干透以后再把玉米簇放倒,把玉米掰下来放在筐里用扁担挑回来交到队里统一分配。 玉米秆儿和玉米根队里就不要了,空闲时大家可以随便拿回家,做饭时当柴禾烧。 我们下乡时每人都只带有两、三身外衣。基本插队前就已经穿旧了,布都不结实了,经常背东西连摩擦带刮蹭,个个衣服早就都破了,尤其是肩膀和膝盖,那时我们大多数都让家从北京买了垫肩给寄过来,后来不管男女知青全学会了缝补衣服。 记得那时知青穿的衣服都比老乡还破,老乡衣服稍一破,就留着抿袼褙做鞋了,他们年年用分得的棉花纺线,老乡家家都有纺车和织布机,婆姨们都会织布、染布、做新衣服,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听见隔壁郭大娘纺线或者织布的声音。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只要有机会去公社,路上如果碰上男知青,尽管他们也已晒黑了,头上也扎着羊肚肚手巾,但一看那补丁摞补丁的好几种颜色的中山装,一眼就能认出是知青。 有一天,我们一拨女社员挑着担子有说有笑地到一条沟里去掰玉米,刚放倒了一簇玉米,突然从里边窜出一只小白鼠,只见它雪白的身子,红红的眼睛。大家立刻把它团团围住,有人想抓住它,我却害怕的直躲,没想到它却慌不择路地直冲我窜过来,一下子钻进我的右裤腿管里了,我吓得又跳又叫,右手不停地使劲抖擞裤子,就是不见它出来。 忙乱之中我周围一起干活的人谁都没看清这一幕,也不相信那么巧它会钻进我的裤管里,看我连蹦带跳那个样子象是滑稽表演,婆姨、女子们个个哈哈大笑。 我生气地说:“笑什么笑,它真的钻进我裤腿里了,还没掉出来呢,怎么办呀?” 玲玲说:“你蹦了这老大一气儿,要是钻进裤子里也早就该掉哈(下)来了。” 说着大家都开始干活了,谁都不理我了。 我蹦累了,还依旧站在那里直跺右脚,我当时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了它从我腿上窜上去的,不但没有掉下来而且它依旧在我腿里边涌动。 我冷静下来,大着胆子仔细寻找,终于摸到它了,在北京时,家里有缝纫机,衣服破了我都是用机器补补丁,那条裤子是我第一次手工打的补丁,当时里边那圈还差一点儿没线了,我觉得也不影响穿,没想到这次就那么巧,让小白鼠钻了这个空子,它正好从这个缝隙钻进了补丁的夹层中。 我咬着牙,瞪着眼,咧着嘴用手捏住它,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大声呼救:“它在这里呢!快点儿!谁能过来帮帮我———。” 一块儿干活的婆姨、女子们听见都跑过来了。 想象的出我那姿势和样子有多狼狈。那时穿的裤子都很肥,杏叶和玲玲蹲在地上,帮我一点点卷起裤子,一直卷到膝盖上边,露出了一条小白鼠的白尾巴,那个补丁夹层和小白鼠一样大,它死死卡在了里面,玲玲捏住尾巴用力把它拽了出来,终于抓住了这个把我吓了一大跳的小东西。 连吓带气我真想打死它,但一看到它那惊慌失措的眼神,不知是刚才缺氧还是吓得,它在玲玲手里索索发抖,看到它那哆哆嗦嗦的样子,我的怜悯之心油然而生,只见它雪白的身子、红红的眼睛看起来也挺可爱,陕北大灰老鼠很多,这种小白鼠还是第一次见到。 当时想留下它带回窑里养起来,可是还要干活,一时没有找到地方放,玲玲拿着它也很害怕,万一它缓过劲来没准还会咬人呢,最终我还是让玲玲把它放生了。这件事整个过程至今使我记忆犹新。 当初我自认为自己胆子挺大的,十二岁时就敢杀鸡,中学在西城区生物小组也做小动物解剖,插队一个人走夜路都不怕,那次真不知一只小白鼠怎么会把我吓成那副样子。 前些天,秀琴打电话还提到此事,问我还记得吗?我说:“我吓成那样,哪能忘了!” 这是我插队生涯中很狼狈的一件事。后来我学会了手工打补丁,破边都剪掉,布边折过去缝得密密的,补丁打得都很结实,再也不会遇到这样的尴尬事了。

【陕北插队故事】(39)严惩瞎獴(鼹鼠)2012-1-17 我们自留地里种的白薯不多,只有几垅,秋收开始挖白薯了,看到那茂密的白薯秧子,我们都幻想着下面肯定结满了大个的白薯。 一天队里让我们女子、婆姨队去挖白薯,有的白薯看着秧子长得不是很好,下面却结满了白薯,有的秧子很茂盛,白薯一个都没挖到,还有的是白薯被什么动物啃的半拉半拉的。 老乡说;“那是瞎獴干的。”一句话使我想起了锄玉米时遇到的那个长黑毛的小精灵。 我对秀琴说:“咱们自留地里的白薯不会遭殃吧?那可是费了我们多少的心血呀。” 秀琴说:“今晚告诉男生,赶紧早挖了吧。” 当天晚上吃饭时谈到此事,男生一听就急了,急匆匆吃罢饭,我们五人提着马灯、打着手电、拿着铁锹、镢头、镰刀,挑着担子直奔自留地去挖白薯。 先把茂密的白薯秧子用镰刀割去,然后开始挖,结果越挖越生气,白薯几乎都被吃光了。看到的只是许多的瞎獩洞洞,原想着能挖不少,挑了两幅担子去的,结果只挖回多半筐,还尽是被咬过的。我们那个气呀----! 一个男生说:“别让我逮住它,看我怎么整治这小东西。” 另一个男生说:“我一次都没见过这东西长啥样,下次谁能抓住拿来我一定仔细观赏一下。听说个不大,怎么这么可恶。” 房东郭大爷说:“一只瞎獩就能吃掉一亩地的庄稼,它们尤其爱吃白薯,大都搬进洞穴里储存起来了。我们也非常痛恨它们。没有好的办法整治它。” 队长听说后,决定全村所有劳动力放下别的活,第二天都去挖白薯。 结果第二天一位老乡在挖的过程中发现了刚刚被咬的白薯,还流着白浆呢,马上断定瞎獩就在附近,白薯地反正都是要刨完的,所以不象上次锄玉米那样顾忌什么了。 但老乡说瞎獩的嗅觉和听觉十分灵敏,人坐在地上的呼吸声它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它的洞和地道一样纵横交错,只要听见有人走近,它立即逃之夭夭,所以要逮住它十分困难。 大家又象上次一样围成一圈,这次人多圈围得大,拿的都是铁锨和镢头挖起来快多了,男的壮劳力挖的快而且深,随时发现洞口都迅速堵住。 终于有一只小瞎獩窜了出来,它个子并不大,说时迟那时快,队长迅速用铁锨把它一下子拍住了,只露出一只爪子,队长喊他婆姨拿来纳鞋底的细麻绳,把那只瞎獩爪子捆得结结实实地交到了我队男生手中。 队长说:“一只瞎獩有时能让一整块地颗粒无收,村民们对它也是深恶痛绝,怎么惩治都不过分,交给你们处理吧。” 我们这下第一次看清了瞎獩的面目,它的全身都是黑毛,只有爪子粉乎乎的一点儿毛都没有,五个手指,就想婴儿的小手,眼睛非常小还睁不开。 晚上男生收工回来提着那只瞎獩,想着它带给我们损失,所有的恨都爆发出来了,全都想发泄在眼前这小动物身上,他们在院子里往瞎獩身上浇满了煤油要点燃,我和秀琴吓得跑开了,只听见瞎獩的惨叫声,那只瞎獩拖着那根麻绳跑了,不知是死是活。 不要怪我们残忍,我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为那块白薯地付出了太多太多的辛苦,却只收回那么一点点儿果实能不气吗? 记得三伏天的一个下午,有一次队里锄地,瓢泼大雨给我们从山上浇回窑里,本可以放松休息一下了,天突然晴了,太阳暴晒,我和秀琴看见三个男生顶着炎炎烈日在自留地锄草,赶紧去帮忙。 汗水湿透我们的衣服贴在身上------。 想想我们挑着那臭气熏天的粪担子去施肥------。 想想我们收工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给自留地浇水------。 就会理解我们了吧? (其实我们遭遇的更大鼠害还在后头呢。第二年山鼠把洞穴直接和我们的粮食囤打通了,天天晚上和闹鬼一样可怕,偷走了我们大量的粮食和舍不得吃的鸡蛋,还拖着我和秀琴的鞋到处跑。)

【陕北插队故事】(40)我们村的大红枣 女儿单位发了大红枣,秀秀那天也拿来了一袋大红枣,枣的质量都很不错,分给两个邻居一些。看着这些大枣,使我想起了陕北插队时我们村里关于栆的故事。 记得我们大队的三个生产队路边都种了许多枣树,老乡说:七月十五红眼圈儿,八月十五打一杆儿。果然,到阴历八月的时候,漫山遍野的枣全红透了。队里规定不能拿口袋去装枣,只可以装在衣兜里带回家吃。 于是有的老乡做的裤兜大得一直到膝盖上,每天收工回来路上,都摘枣往兜里装,两个兜装的栆回到窑里掏出来能装满一个针线簸箩,足足有好几斤。这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有一次大队开会,是在瓦石头大队学校的院子里,村民从村里走的时候,全都一边走一边摘路边的栆往兜里装,每人都把兜装得满满的。 开会时全都带着孩子,不管大人、孩子、男人、女人、普通社员还是队干部,几乎每个人的嘴都没闲着,散会以后满地都是吃剩的枣核。回村的路上,发现地上有许多小孩和狗的排泄物里都是没消化的枣。 收枣的时候,一些男劳力爬到树上用竹竿打枣。我们和一些当地的婆姨、女子把布单子铺到树下,负责收捡打下来的枣,装进筐里,交到队上。经常有一些娃娃跟在后头,拿着筐子,捡剩在草丛中落下的枣。 陕北的枣又大又红,没有虫子。第一年,我们就分到好几百斤鲜枣。几乎每年分到栆以后,就总是连阴天,大枣晒干非常难,窑洞又摊不开,记得我和秀琴自从分到栆后,每天早上起床,赶紧把被褥叠起来,把栆摊到炕席上,一次摊不了多少斤。 早饭或午饭如果都在家里吃饭,就只好得有人站着或坐在门槛上吃,吃晚饭前再把栆收起来,第二天再换一拨栆重新摊上,连阴天好多天栆都不干,每年一多半栆都会烂掉。 记得到瓦石头大队以后,三个队的知青合在一起人口多了,分得的枣更多,一九七二年分到枣以后,一连半个多月的雨天和阴天,没有见到太阳。上千斤的枣陆续烂掉不少,一筐一筐地倒进了猪圈,现在想想真是可惜。 如果是晴天,就会在我们知青住的院子里铺满塑料布,把枣摊在上边晾晒。谁留下做饭,谁就负责看管,不时要翻动,还要防止鸡跑到上面糟蹋。枣可能含糖量高吧?堆在一起特别不好干。 老乡家里有空的窑洞,摊在炕上边不动,虽然不见太阳,但阴干的枣特好看,没有皱褶,亮光光的。估计现在有烘干技术,这些问题就好解决了。 前几天秀琴打电话,还问我:“你还记得往猪圈倒枣的事吗?” 我说;“隐约记得,你一提醒我就全想起来了。” 我还记得大家那时都说:“我们养的猪保证不会得贫血。” 忘了是哪一年,有知青提议,与其这么浪费掉,还不如拿到县城去卖卖试试,如果打开销路,还能给村里增加点儿收入。队长说从来没卖过,同意试试,正好大队部想购置点儿东西需要钱,于是找了一个赶集的日子,队长带着几个年轻人(好象也有知青)用毛驴驮着鲜枣到40多里外的县城去卖。 从队里出发,四个多小时后到达县里,五分钱一斤,开始卖的很好,队长正高兴这个点子出的不错时,却被说成是贩卖资本主义尾巴。勒令立即停止。(现在想想,那个年代的许多事是多么可悲、可笑。) 县里干部责令把剩下的枣全都分给路人白吃了。仅卖出的一点儿钱和秤杆子、羊毛口袋也被没收了,队长当即气得嚎啕大哭。搭工又搭力,全白费了,堂堂一个男子汉,这样痛哭失声,可见气得不轻呀!路人看见后都被感动了,大家纷纷上前给帮着说好话,县干部才还给了秤杆子和羊毛口袋,钱不退了。从那以后队里就再没敢进城卖过枣。 人说身体内缺什么,就喜欢吃什么。我信。我那时肚子虽吃不饱,但血色素还超标,所以我一点儿不喜欢吃栆,守着那么多栆,一点儿不馋。前些年肾结石血色素低了时就想吃枣。直到现在只要一想吃枣时还就是血色素低了。 很多年以前,我就偏爱吃香蕉、土豆、油菜。天天吃都不腻,后来知道这些都含钾,我先天的肾上腺瘤排钾,血钾低。查出原因后,钾不低了也就不偏爱那些食品了,每当特想吃那些的时候就是钾又出问题了。 (我从小不喜欢吃甜的。那时队里第二年没有安家费以后,知青灶大家摊钱成立一个公积金,买日常用品。夏天从别队买回好些西瓜,那时我是唯一不吃西瓜的。男生还开玩笑说:“那你可亏大发了啊!”我回答:“我觉得那不吃羊肉的才亏了呢。”队里每年都宰羊,我队有男生不吃羊肉,我也觉得不理解。我爱吃肉,直到现在依旧爱吃。) 插了四年队,回了两次家,第一次往家带的枣是房东给的,人家是阴干的好看。觉得我们窑里那是大家的东西没好意思拿。第二次匆忙之中没来得及,也没拿。招工出来时,因队里还有好几个剩下没走的知青,也没好意思拿。而且我那时不吃枣,所以也没觉得那是什么好东西。 在西安跑临时客车时,住在西安铁路局运输学校,发现我县黑家堡的知青关再华用床单缝制的口袋里装着许多红枣,还给大家分着吃。 我说:“我队也有好多枣,可我走时一点儿也没带。” 关再华说:“招工出来国家掏运费,又不用你掏钱,干嘛不拿。” 我说:“队里还有几个知青这批没招出来,留下继续插队就够惨了,所以我没好意思拿。” 她说:“哦,原来是这样,我理解。我们队知青这次都招出来了,没人了,不拿白不拿。” 我们那时跑西安到北京的列车,六天能回家一趟,我后悔当时没带些枣出来给家里,关再华一听我说,赶紧分给我一点,拿回家里正好赶上春节蒸枣馒头,很受欢迎,家人都夸陕北的枣个大、很甜、还没有虫子。 插队时山上的野酸枣也很多,有甜的、酸的、大的、小的,我们窑洞顶上有一棵酸枣树,结出枣长长的,大大的,是暗红色的,又脆又甜。那棵树的栆我爱吃,就是结的很少,两年后我们搬到瓦石头就吃不上了。 当地的老乡好像对酸枣的味道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打来一筐筐的酸枣后,直接把筐放进小河沟里,等到枣抠烂以后,用手把皮肉搓掉,只留下枣核,待晾干以后,拿到县城当药材出售给国家。酸枣仁是安神的一味中药。

【陕北插队故事】(41)想家2012-2-1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我延长县安沟公社王良沟大队的北京知识青年、原北京男四中六八届高中毕业生、赤脚医生张大力在给社员看病的途中,意外遭遇狗的袭击,不幸坠崖牺牲,年仅二十岁。 (已被追认为中共党员、烈士、网上有多家报道此事的,他的事迹很感人,黑明两本报道陕北知青的书《走过青春》和《记忆青春》都有关于他的故事)。 消息传来,令我们非常震惊,刚到队里两个月时,就听到我县刘家河大队一名知青打柴坠崖身亡的,就受到一次震动,但这一次毕竟是一个公社的,虽不记得长啥模样,但肯定是一起在公社开过知青大会的,他自掏腰包为贫下中农治病的事迹也早有耳闻,所以他的离开对我们触动很大。 同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从北京来老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小小年纪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插队时会离开这个世界,从来没想过有人会从此再也见不到养育自己的亲生父母。 悲痛、惋惜也笼罩着我们这个知青小组,大家都想去参加大力的追悼会,可是我们队长不同意,说上边指示不让去,这件事当时对我们情绪影响很大。(听说后来其它队还是去了不少知青,我们就更不满意了。) 大力的追悼会过后,已是冬天农闲时节,我们开始想家,但上边提出要掀起农业学大寨新高潮,大干今冬明春水利建设,修大坝、造梯田,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公社喇叭天天播放:“一小撮阶级敌人妄想鼓动知识青年回京,我们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等等-----。” 公社还召开了全体知青大会,动员大家安心生产,说今冬明春知识青年一律不许回家,就地闹革命。有特殊情况的家庭,比如家中老人生病的,凭电报可以请假。 于是不久有的知青家里拍来了电报,内容基本都是说:家中有重病人速归,队里也只好批准同意探亲。 一时间电报纷纷而来,分不清是真是假,一开始回北京探亲,需要先拿着电报找大队开证明,然后再到公社换盖有公社大印的探亲证明,凭这张证明才能够驮着粮食去县城换全国粮票,买沿途的汽车票、火车票,以及一路住旅馆和回北京后上临时户口等等都要凭这张证明。 我们队李岳恒第一个接到电报回京的,当时离开北京户口注销了,回到北京那时没有粮票是绝买不到任何粮食的,包括早点油饼,还有点心、豆腐,没有粮票在北京简直无法生存,但粮食驮运到县城太远了,换成全国粮票数量也有要求,好像只允许换40斤。 李岳恒临走时说:“我不去换粮票了,把粮食省下来留着大家吃吧。我家北京有亲戚帮帮忙,每人省一点儿就有我吃的了。”其实,李岳恒家就他一个孩子,他一米八三的个子,那年19岁,又是正能吃的时候,父母给他挤出些粮食更不容易,但他这人总是处处为大家着想。

【陕北插队故事】(42)批准探亲前后2012-2-2 我们的知青组长李岳恒出发回京后,更加激起了我们对回家的渴望,一个个群龙无首、无精打采的样子,干活也提不起精神来,脑子里只有家了。 李岳恒临走委托杨林带领我们每天晚上继续学习、总结、发言。杨林倒是非常负责,可我们心里都不痛快,陆民常常拿他取乐,逗得我和秀琴哈哈乐,一点儿都不严肃、认真。 年底队里开始分红了,那年粮食收成不错,帐已经算出来了,我生产队一个工分3分8厘,我和秀琴刚到村里才给5分,后来陆续长到7分。一年到头我们分得粮食还要自己掏钱购买,除去买粮食的钱,我这一年还剩下27元9角钱(歇了一天病假,去公社取包裹歇了半天)。秀琴一天都没歇,比我多一点儿。男生工分高,开始就7分,后来长到10分,他们每人分得38元左右。 第一年,我们五个几乎全年都是出全勤,每人一共都没超过两天假,才分得这一点钱,一月才平均二元多。回一趟家汽车票加火车票就需要30多元,我和秀琴加上家里给的花剩下的一点儿钱刚好够回家的路费了。 分红的钱没拿到手,但知道底了就更坚定了回家信心。我分别给爸爸妈妈写信提到了李岳恒回家的事,也说了有些人可能不是家中真有事,但假电报也起作用了,没敢说我也想回家,但父母还是猜到了我的心事。 父母都是老党员、老革命,父亲那时正下放在山西榆次五七农场劳动,爸爸那时很乐观,他喜欢做饭,主动要求上食堂,开始人家不同意,说让走资派做饭不放心,但后来实在找不到人,没人愿意干食堂,才让他去了,爸爸还干得挺高兴。那时广播里也经常宣传给我们的听的那些话,爸爸来信鼓励我:“要听上级领导的,继续和贫下中农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吧。” 爸爸来信尽是革命大道理,我那时经常苦笑着给知青和村民念他的信。 母亲来信说:“我整天动员别的知青家属,要做好孩子们的工作,安心扎根农村干革命------,家属不要拉后腿-----,我是党员,不可能给你拍假电报,家里都挺好的,你就在那里好好干吧,否则我怎么去说别人呢?” 其实我知道他们也想我,但只能这么说,姥姥肯定是最盼我回去的了。我从出生到离开北京前,就一直没离开过姥姥,一直和姥姥一张床,我插队走后,她一直一个人住一间屋子,她肯定最想我了,妈妈来信说她老念叨我。 后来知青要求回京的人越来越多了,陆民也接到家里电报准备回家。 杨林还很稳当,说他家里孩子多,回去后父母还要负担回来路费,怕给家增添负担,所以还没想着回家的事。 我和秀琴却着急了,我俩找到大队书记,我说:“我姥姥从小把我带大,和我感情最深,今年七十六岁了,高血压、心脏病、身体也不好,我想回家看看姥姥,其实家里打个假电报来很容易,但干嘛非要逼着人说假话呀。” 秀琴说:“我早就想家了,我一人留下也不敢住,我俩没分开过,两家就住一个楼,我妈几乎天天到郭文敏家串门,她如果回家我要不回去,我妈我爸啥心情呀,所以要回我俩就一块儿回去。” 经过一年的相处,书记对我们几个各方面也很满意,我们没给队里添过一点儿麻烦,他蹲下抽了袋烟,想了想站起来说:“陆民一走,你俩将来要是回家,两个女生路上也不安全呀,你俩赶紧写个申请,我去瓦石头和大队长商量一下再说吧?” 我俩赶紧跑回窑里写好交给书记,他拿上就走了。 没想到书记很快从大队回来了,并带给我们一个惊喜说:大队批准我俩和陆民一起回了?怕知青闹事,上边也不再强硬阻拦知青回家。而且大队刚接到通知,大队的证明和公章可以直接生效了,不用去公社兑换证明了。” 书记还给我们每人开好了介绍信。和队干部商量后,同意让会计把分红的钱预支给我们。这好消息来的太突然了,我和秀琴感觉象是做梦一样,愣了片刻才反应过来,高兴地又蹦又跳。连连感谢书记和队干部。 他们说:“不用谢!你们回来时给我们带点儿北京的烟叶子尝尝,带几块你们吃的那酱油膏就行了!”我俩抢着回答:“没问题!”(我们那里没有酱和酱油。李岳恒家里给寄过酱油膏,老乡看了、闻了、尝了也都喜欢。) 我们这一走,就留下杨林看家了,我们觉得他挺凄凉的。可他说:“没关系,我是生产队的记工员,每天晚上社员都会来找我记工分,我不寂寞。” 我说:“反正我们知青养的鸡还需要照料,不能一块儿全走,你就算给我们看家了,我们回来你想家时再回去。这么些新分的粮食,你又很会做饭,尽管往饱了吃,别饿着。” 秀琴说:“做饭的家伙和粮食都在我们窑洞,你搬到我们窑来住吧,我们窑洞大,还不潮湿,向阳也暖和。” 杨林当时也同意了,笑着说:“我一个人看家住两孔窑、可以打着滚睡呀,还能吃得饱,放心吧,没问题。” 我们三个也不准备去县里用粮食换粮票了,分的粮食也不多,留着慢慢回来吃吧,先回家再说。我和秀琴贴了一锅饼子,准备带着路上吃。 房东郭大娘说:“想想回家给亲人带点啥吃的?我家大红枣阴干的好看,别的也没啥稀罕的。”大娘给我和秀琴拿来一些,我们就用家里给寄包裹的布口袋每人装了一点儿,可能每人有一斤多。 秀琴说:“咱们要是有碾好的黄米就好了,带回去可能受欢迎。”郭大娘一听说:“我家还有点儿,就是太少了。”于是大娘回家拿来了,那时没有塑料袋,我俩就和枣放一起了,反正回家拣出枣来也容易。 我把水壶灌满水,把换洗的衣服装进手提包(那时家里也没多余的衣服)。 两个男生心很细,陆民和杨林从院子里柴垛上找了三根直点儿的粗柴,精心制作成三根棍子,我们每人一根,准备路上碰上狗和野兽时防身用,也可扛手提包用,上山拄着它也省力。 我们商量后决定从延安临镇公社上车,因为到临镇和到县城一样也是翻两座山,但这两座山没有到延长的那么陡,不用过那条延河(我最怕过那河)。临镇、延长到延安的距离都差不多。我们准备凌晨二点半出发,因为临镇一天就一趟到延安的车,是早上七点发车。 多少天的梦想要实现了,晚上我和秀琴简单收拾了东西后,激动地睡不着觉,一直聊天,原想给家里写信,一想信最快六天才能到,我们顺利三、四天就到家了,信没人走得快呀,因此不写了。 我俩一会儿就用手电看看表,一直到凌晨一点还没睡着,迷迷糊糊刚睡了一会儿,就听陆民叫我俩走,我用手电一照表两点半了,也就睡了一个多小时。赶紧起床穿衣,拿起东西出了门。秀琴把门锁好,那时锁都是将军不下马的,不锁门拔不出来钥匙。钥匙按头天晚上和杨林说好的放到窑洞窗台上,陆民早就急了,嫌我俩太慢了,我们三人就这样急匆匆上路了。

【陕北插队故事】(43)坟地里的白衣人2012-2-3 我们出发那天是12月24日(阴历十一月十六)应该是月亮正圆的日子,但因为是阴天,天很黑,星星月亮一点儿也看不见,可以说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们每人打着一个手电照亮,用棍子把手提包扛在肩膀后头。 出村时首先遇到了本村狗的叫声,我们村的狗都拴着呢,所以一点儿也不害怕,感觉象是在寂静的夜里欢送我们一样,村里白天都知道了我们几个要回家探亲。许多老乡们晚上都还来窑洞看我们呢,多数让我们往回带酱油膏。听到狗叫都明白是知青出发上路了。 沿着山沟沟走五里地,到达于家沟村,那是上临镇公社的必经之路。 快到村口时,陆民让我们把手电关了,不许说话,悄悄摸黑前进,因为桃花家住在村口,只要她家那只大黄狗一叫,全村十来条大狗就会迅速包围过来,那可是最可怕的。 我们个个当时连大气都不敢出,放慢了脚步,尽管这样小心翼翼,走到桃花家坡下时,不记得是谁脚下绊了一下还是惊动了那条大黄狗。 那黄狗狂叫着扑下坡来,在离我们一米多远的地方,冲着我们大声吼叫,我们三个紧张坏了,那时绝对不能跑,否则它会追着咬,我们都扔掉提包,把棍子攥在手里,那狗也害怕我们手里的棍子,躲在一边继续大叫,反正我们是三个人在一起,胆子还稍微大一点儿。 但当村里其它的狗听到黄狗的叫声陆续飞奔而来的时候,我真忍不住想跑了,陆民看出来了,喊了一声:“别动,不要怕!”我们三个挤在一块儿,背靠背站成一个三角形,一群狗把我们围在一起,他们轮流站起身摆出要随时扑过来的动作,虽然天黑看不见它们那凶恶的眼神,只是看见一团团晃动的身影,但那阵势足够吓人的了,许多条狗一起狂叫,那声音响彻寂静的山谷,我的心怦怦乱跳。象要从嗓子眼儿蹦出来的感觉。 我和秀琴一起声嘶力竭地呼唤:“桃花!桃花——!快来把狗抱住!”我使得劲很大,可能是吓的,喊出的声音却不大,那声音象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一样。 桃花的妈妈终于听见答应了,也许是狗的叫声惊醒她的:“这半夜三更的是谁呀?” 我喊道:“我们是南沟的知青,我们回家路过这里的,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桃花家的煤油灯亮了,桃花爸爸披上衣服出来,把他家大狗招呼回去了,并呵退了其它的狗,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以前路过这里曾被狗撕破过衣服、裤子。今天幸好我们都拿着棍子,狗还是怕棍子的。 好几家的窑洞都亮起了煤油灯,他们村全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非常团结,酷爱打猎,几乎家家有猎枪,经常一起围捕猎物,半夜三更如果把我们当成坏人和猎物还了得吗?我们缓过劲来,拿着提包赶紧逃离这里,生怕那些狗再追上来。 直到离开村庄,狗才陆续停止了叫声,我吓出了一身冷汗,风一吹后背透心凉。 在翻越第一座山时,我们要路过一片坟地,突然间我和秀琴看到一座坟上一团蓝火飘来飘去,秀琴喊了一声;“鬼火。”陆民说;“别喊,那是磷火。”我们吓得不敢再出声,以前只是听说过鬼火,今天第一次见到,心里很恐惧,赶紧低着头急匆匆赶路。 紧接着走了不远,我们看到半山腰有一个很大的坑,里面有两孔窑洞,窑洞里很亮,就象是有电灯一样,有一群穿白衣服的人来来往往地往窑里抱柴草,半夜三更他们在干什么?我们很纳闷。我们记得这附近平时根本没有人家,而且我们后来路过这里也没看见这里有人烟,至今我们也搞不明白那天看到的是怎么回事。 (秀琴一定让我写上这段,看有人能解释清楚吗?难道是集体产生的幻觉吗。包括后边写的我掉进去的那个和战壕一样的沟,后来路过这里多次,再没见到过。) 走到塬上我的手电开始发暗,路也看不清了,只能摸索前进。路很窄,只能排成一字行走,陆民在前边带路,秀琴在中间,我在最后,深一脚、浅一脚渐渐落在后头,我那时还有点儿夜盲症。看不清路,只是追着他俩的影子走,一不小心我掉进了一个沟里。 (记得那时队里搞夜战,我经常摔跟头,回到北京还有过夜盲症状,骑车带女儿去单位洗澡,女儿坐在车的大梁上给我指路,我都看不见,一次摔得很惨,吃维生素A1管用,我爱吃肝,医生说因为肝里含A1。) 那个沟有两米多深,就象打仗的战壕一样,开始觉得很露怯不好意思,想自己慢慢爬上来,但怎么也爬不上去,手一往上够,大片的土就会塌下来,象要把我活埋住一样,秀琴在和陆民说话,一点儿没发觉我掉下去了,听他俩走远了,听不到声音了,我害怕了,想大声呼喊,但象是被人掐住喉咙了,使了很大劲却喊不出来,后来直到他俩走了一段发现我不见了才找了回来,我听到他俩的说话声和秀琴喊我的声音,拼尽全力终于喊出了声音,他俩闻声跑过来,开始看不见我,后来顺着声音才慢慢找到我。 陆民把他的棍子递过来,我拽着棍子爬了上去。发现提包和棍子不见了,周围没有,秀琴用手电一照,在坑里被土埋住了,还露出一点儿,我只好又跳进去,挖出提包和棍子,先使劲把提包扔上去,再把棍子递给陆民把我又拽了上去。幸好沟不深土又松,我没受到太大伤害。但是脚崴了一下,上来后秀琴帮我拍打了好一会的土,后来陆民让我们互相拉着棍子走就好多了。山上还陆续见到好几次的磷火,很瘆人。 在准备翻越第二座山的时侯天开始朦朦发亮,我们互相能看见对方的脸了,我们每个人头发上、眉毛上都挂满了白霜,看到对方的样子都笑了起来。路过一户村庄,听见了鸡的叫声,似乎有了生气,和刚才相比,阴阳两重天的感觉,又走了一会儿,天更亮了,可以看到早起的人家了,胆也大了不再害怕。路也清晰可见,天空飘起了小雪花。 我和秀琴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想歇一会儿,吃点儿东西,陆民说:“再坚持一会儿,到了临镇再说吧。赶不上车就糟了,还得耽误一天。”可我俩说啥也不想走了,我的右脚也肿了,就找了个背风的地方,坐在路上,拿出贴饼子三人吃了起来。 水壶的水早就凉了,一个过路村民听见了,约我们到他家院子里,他的婆姨正准备套驴推磨,非常热情地给了我们一碗热水喝,谢过她之后,片刻的休息和吃饱喝足的肚子使我们体力得到了恢复,想着每迈进一步就离家近了一点儿,于是我们的脚步也放大了。 幸好有那个棍子,我忍着痛坚持前进,陆民要帮着我拿手提包,我坚持要自己拿,要了几次我都没给他。路上又捡了一个粗点儿的树枝,我用它左肩挑着提包,右手柱着棍子紧跟他俩前进。 雪还在下,路越走越滑,但我们顺利地翻过了第二座大山,六点半多就赶到了临镇公社。

【陕北插队故事】(44)到达延安2012-2-4 临镇公社的长途汽车站挤满了人,听说夜间零点一过就开始售第二天的票,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知青,有人头天就到了这里也没买上车票,到延安的汽车票这么难买是我们没有想到的,白白起了个大早,白白走了那样胆战心惊的夜路,顿时我们感到冤枉透了,一下子就象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地上,谁都不说话,心里拔凉拔凉的,回家的路这么难吗? 还不断有知青涌来,秩序越来越乱,看来我们只能等第二天的车票了。我们还听说公共汽车票只售给当地人,知青只售给卡车票,知青越聚越多,吵吵嚷嚷的牢骚和骂声不断,车站值夜班的人神情紧张,害怕出事,送来了热水和玻璃杯子想安抚一下大家那激动的情绪。 有俩知青喝完水就把杯子狠狠地摔到地上,发泄不满,那玻璃杯落地的破碎声和飞溅起的碎玻璃伴随着他们嘴里的叫骂声,整个候车大厅乱糟糟的,并且乌烟瘴气,有抽纸烟的,也有叼着农民那样大烟袋的,但一看就是知青。 我和秀琴目睹这一切都很害怕,我队男生个个都不会抽烟,也不会骂人,没想到知青还有这样素质的,看到我们那紧张的样子,陆民提示我们把头低下,别看那些人,免得找事。 八点整,维持秩序的警察来了,秩序稍好些了,大家纷纷提意见,来了一个干部摸样的人,说是负责的,告知已打电话请求上级派车增援,上边正在调集军车,估计下午借用其它单位的临时卡车也能到,让大家安心排队等待,保证今天都让大家走,听到这话候车室才渐渐平息下来。 中午、陆民想去吃碗热面条,我和秀琴身上的钱只够路费的,不敢乱花,没跟他去,我俩轮流排队吃饭,继续吃带的凉贴饼子,喝车站提供的开水。 下午天上还在飘雪花,军车陆续开来了,我们终于在14点多买到了卡车票,争先恐后挤上了车,车很拥挤,没有座位,只能站着,我和秀琴没抢到边上的位置(边上可以扶着车帮子,觉得有点儿安全感,中间颠起来没着没落的似乎随时有被抛出去的感觉)。 那些闹事的也和我们一起上了同一辆车,有的车有篷布,我们赶上那辆车没有,视野好,但飘落的雪花不断打在身上,陆民看我和秀琴那紧张害怕的神情,知道我们是怕那几个人,趁他们说话的时候小声告诉我俩:“戴上帽子、口罩,别搭理那些人装睡觉。”我那时戴的是有帽檐的军绿色的棉帽子,坐下可以遮挡那些人的视线。 后来那些看上去好象很不正经的人还是开始向我俩提问了:“你们是哪个大队的,一共多少人呀?” 或许人家就是随便问问,可我和秀琴想着陆民的嘱托,谁都没敢吭声,只露着两只眼,互相看了一眼。可能他们以为我们是临镇公社的。 陆民主动搭话了,他很机敏地说:“我们是安沟公社的,离临镇很近,所以就到这里坐车了,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互相多照应吧!”然后想了一下,随便用一只手往车里一挥,接着说:“我们队有男有女不少人呢。” 那几个一看有男生跟着,还拿着棍子,一路再没敢和我俩说话。 过后我和秀琴都夸他心眼多,会说话,要我俩回答,准说实话了。 他说:“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听说知青也有抢劫知青的,哪能透漏底细呢。” 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间行驶着,天还下着小雪,但没结冰,所以没有影响车的速度,我和秀琴站累了,就挤着坐下了,后来在车的剧烈颠簸中居然还打起瞌睡了,是呀,头天晚上兴奋的只睡了一个小时,这一路折腾的够累了。 接近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又看见了宝塔山,知道顺利到达延安了。抖抖身上的雪花,跺跺发麻的冻僵的脚,我们拿着随身携带的东西高兴地跳下了汽车,结束了一天的行程。